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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夏商法律制度

    一、本章知识点

    (一)中国法律起源与夏代法制简况

    1.中国法律起源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法律的起源,实质上就是原始的氏族习惯法向奴隶制习惯法转变的过程。人类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有了协调社会纠纷、约束人们共同生活的简单而基本的准则--氏族习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历史进入由氏族习惯法向奴隶制习惯法转化的重要时期,逐渐出现了“刑”、“法”、“罪”等概念,到公元前21世纪时,随着夏朝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体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奴隶制习惯法也随之建立。中国法律的起源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对日后中华法系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夏代法制简况

    (1)习惯法为主要法律形式,出现了制定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还有誓——夏王发布的紧急军事命令;(2)法律的主要内容:确立“忠君”观念,倡导“孝道”思想,维护国家制度与宗法制度;镇压各种违背“王命”和反抗国家统治的行为;用行政法性质的“政典”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确认土地国有,确立各项税赋制度;(3)司法制度:建立了“大理”、“士”、“蒙士”等各级司法官吏体制;神明裁判在司法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圜土—最初的监狱已经设立。

    (二)商代的法律制度

    1.商代的立法思想

    “有殷受天命”,神权法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用“天讨”与“天罚”来证明其刑罚的合理性,加强其威慑力.

    2.形式与主要法律

    (1)法律形式:成文刑书出现,习惯法退居次要地位。主要法律形式有:不公开的刑书、誓--商王发布的紧急军事命令以及王与权臣的命令、文告;(2)主要法律:《汤刑》、《官刑》、“民居”之法、车服之令。

    3.法律内容

    (1)军事法规:以军法保证讨伐战争的进行,惩治不从誓言罪;(2)刑事法规:严厉镇压反抗国家统治的各种犯罪,严惩各种蛊惑民心、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3)行政法规:设立《官刑》,惩治“三风十愆”,严格约束统治阶级内部成员;(4)民事法规:土地实行以商王为代表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工具、牲畜、房屋等实行家庭所有制,由家长支配掌管;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权力和财产的继承早期是“兄终弟及”,中后期逐渐建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4.司法制度

    司法机构:商王掌握最高决定权,最高审判机构是司寇,与其他五个中央机关并称“六卿”,其下有“正”、“史”等审判官员,地方与基层司法官员有“士”、“蒙士”等;(2)审判制度:重大案件要经过三级审理,并要经过“三公”复核,由商王最后决断;对公认疑案实行赦免;(3)宣称“天罚”,实行“神判”,通过占卜决定刑罚,卜者在司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4)监狱制度进一步完善,除“圜土”外,还有关押重要犯人的“囹圄”。

    二、案例分析

    (一)鲧治水不果案

    1.案件史料 

    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之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

                                      ——《史记·夏本纪》

    2.案情今译

    帝尧当政的时候,洪水滔天,包围着山岭,淹没了丘陵,百姓苦不堪言。帝尧寻求能治水之人,群臣及四方部落之长都说鲧能胜任。尧说:“鲧这个人好违抗命令、喜摧残同族之人,不可。”四方的首领说:“我等愚拙,皆不及鲧贤能,愿帝试用之。”于是帝尧听从四方之长的建议,起用鲧治水,九年水患不绝,鲧没有完成这一功业。帝尧再度访求贤能之人,又得到了舜。舜因此得到重用,代行天子大权,管理政事。他巡行各地,发现鲧治水实在差得不像样子,便把鲧困死在羽山。天下的人都认为舜的责罚是对的。然后舜举荐鲧的儿子,令其继续鲧的治水事业……

    感于他的父亲鲧治水不成而受到诛罚,禹用尽心力,专心治水。他长年在外,即使路过自己的家门也不敢回去。他不求吃穿,但对于祖先神明,却礼节极为周到,供品特别丰厚。他居住的房屋低矮简陋,却把大量的开支用在了开挖沟渠上。他陆路乘车,水路坐船,遇到泥泞地带就坐两端翘起的船形的橇,爬山的时候就利用辇车。测量和规画的工具都随时带在身边,充分地利用一年四季来开垦九州的土地、开辟各地的道路,用各地的沼泽来蓄水以解旱灾,并度量各地的大山……

    这样,九州的山川都已得到治理,四方的土地都可供百姓生存,各地的大山都可以通行,所有河流都已经疏通,湖泊都已经筑了堤防,四海之内进贡的道路都可以直达京城,各个官署都建立起来了。

    3.法律评析

    这是一则汉司马迁记载于《史记·夏本纪》中的史料。关于夏的存在以及夏以前的历史,20世纪史学界曾发生过大的争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学界对夏及夏之前历史的了解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普遍认为司马迁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记载有很大的可信度。而对于中国法的起源,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制史学成型时期,杨鸿烈、程树德、陈顾远等名家根据“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在将商代作为中国法律起源之始的同时,并未放弃商之前的有关中国法制史资料。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广泛应用,中国法制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中国国家与法起源于夏的通说。其理论根据是中国的奴隶制国家、也就是有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于夏代,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所以我国之有法律,也始于夏朝。”。20世纪80年代,法学界爆发了关于中国法律起源的激烈的争论,除上述中国法起源于夏的观点外,另一重要的观点是中国国家与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说。经过20年的努力,这两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吸收,已经趋于同一。大多数学者认为,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律产生于夏代,但国家与法的产生并非是一个机械的、先有国家后有法律的过程,而是有其独立的发展路线。法律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权制时代,其后随着国家的产生才逐渐发展成为夏代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而对于中国法律起源究竟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哪个时期,目前的通行看法是,中国法律起源于考古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文献记载所称的尧舜时期,即本案例所反映的时代,禹则是其中的主角。

    尧舜时期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期, 各个部落首领在联盟的重大问题上有相当大的权力。本案例中,尧任命治水的人还要由各个部落的首领推荐,尧不同意他们所推荐的鲧,结果他个人的意见被否决了。他不得不接受部落首领们的意见,任命鲧治水,这一过程生动地反映了部落的原始民主制。但此时的部落首领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当鲧治水失败后,尧就决定自己寻找能治水的人----舜,让他代替自己到各处巡视,监督各个部落。舜甚至有了不经过部落首领的同意就处死自己内部没有完成自己任务的鲧的权力,而各部落首领也只好以天下人的名义“皆以舜之诛为是”,事后加以认可了。同时舜也有了不征求各个部落的意见就自行任命禹治水的权力。其所拥有的权力较尧高出了许多。以至于后来对夏朝的法律,古文献都称之为“禹刑”,借用禹的威名来增加法律的威慑力。

    禹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吸收鲧的教训,不用堵的办法,而采用疏导的办法治理洪水,历经艰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制服了洪水。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章,利用在治水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崇高威望,禹也摄取了更大的权力,取代舜而成为了部落联盟的新首领,并且在他之后,传位其子启,把“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从这一段史料所记载的尧、舜、禹之间部落联盟首领权力的继承与逐步扩大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法与国家起源所必需的“公”权力是如何嬗变的。到夏启之后,部落联盟所共有的“公”权力已经完全变成了以“公”的名义行使的夏王个人的权力,氏族社会的公共意志已经为夏王的个人意志所代替。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一过程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仍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4.参考结论

    在众多关于中国法起源的史料记载中,最为广泛引用的是“刑起于兵”的的说法,但“大刑用甲兵”并不能解释为战争就是一种刑罚。事实上,战争与刑罚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原始社会,氏族与氏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之间常发生战争,而且随着原始社会结束的临近,战争越来越频繁、激烈,但这种战争不是刑罚本身。“刑起于兵”是指随着战争次数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氏族、部落与部落联盟,就产生了对违反氏族习惯与不遵守部落首领命令的行为进行惩罚的刑罚。因而战争不仅加强了各个首领的权力和世袭的基础,也加速了法律的形成,“刑起于兵”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

    在漫长的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和刑罚的氏族社会,只有氏族习惯是氏族全体成员公认并共同遵守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准则和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逐渐由公权力的强制力来加以保证。传说中的“象刑”即是对氏族成员违反习惯法的一种惩罚,即用不同的服饰来把违反氏族习惯法的人与其他氏族成员区别开来加以羞辱。这是后世耻辱刑的嚆矢。那些严重违犯者,可能会受到“流”这样更为严厉的惩罚,即不认可他是氏族成员,把他驱逐出氏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就是一个由原始的氏族习惯到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同时,对违反习惯法的惩罚制度也开始建立并逐渐得到强化,出现了专门职掌审断的官员,传说中的“皋陶制刑”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中国法的起源与西方法有着许多的不同,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不是在彻底打破旧的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如同本案例所表明的那样,是在对旧的氏族习惯进行渐进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保留了相当多的习惯法,很多调整氏族内部关系的习惯法演变成了后来的礼,成为中国法的一个重要渊源。这与东西方文化各自所赖以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有很大的关系。华夏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文明,对水的控制与利用对华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条件下,禹成为了华夏民族的英雄。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要充分利用水利资源从而化害为利,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氏族、部落集体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因而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度有了充分发挥其组织力量的机会,氏族部落首领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进而转变为统治集团与统治阶级。而西方分散的山地形成的是城邦制,各个城邦不能独立生存和发展,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商业和贸易。正是靠着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他们的氏族血缘关系被彻底打破,所以西方法的起源较少保留了原始的氏族制度。西方法的起源一开始就受到了商业文明的强烈的影响。这也是东西方法律文化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商纣王位继承案

    1.案件史料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帝甲崩,子帝廪辛立。帝廪辛崩,弟庚丁立,是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史记·殷本纪》

    2.案情今译

    帝武丁死,他的儿子祖庚继位。祖庚的弟弟祖己为颂扬帝武丁以山雉出现在祭祀的鼎耳上鸣叫这件事为契机修明政治、行德化于民、致殷朝再度复兴的丰功伟绩,为武丁立庙,尊其为高宗,并作了《高宗肜日》和《高宗之训》两篇文字来记载此事。帝祖庚死后,他的弟弟祖甲继位,这就是帝甲。帝甲荒淫败德,殷朝再度衰败。帝甲死后,他的儿子禀辛继承了帝位。帝禀辛死后,他的弟弟庚丁继承帝位,这就是帝庚丁。帝庚丁死后,其子武乙立为帝。殷再度由亳迁到黄河以北。帝武乙是个无德无道的君主,他用泥土木石做成人样,说他们是天上的神灵,跟他们玩乐,还要别人也这样做。天神如果在玩乐中没有取得胜利,他就想方设法加以污辱。用皮袋装满血高高挂起,然后仰面向其射箭,说是“射天”。帝武乙在黄河、渭水之间打猎时遇到暴雷,武乙被震死。其子太丁继位。帝太丁死后,其儿子乙继承帝位。帝乙继承帝位后,殷商变得越来越衰败。帝乙的长子叫微子启,微子启的母亲是妾,所以不能继承家长之位。其小儿子辛出生时,辛的母亲已经转正成为正妻,做了王后,因而辛继承了家长的地位。帝乙死后,其子辛继位,这就是帝辛,天下的人都叫他“纣”。

    3.法律评析

    这是一则关于商代王位继承的史料。商朝政权的组织形式已经是比较完备的君主专制制度,商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举凡国家的政治、军事、祭祀、农事、刑罚等都由商王决定,国家的一切重大活动都称为“王”事。但如同本案例所表明的那样,与夏统治者都称自己为“王”不同,商的统治者都称自己为“帝”,其目的是利用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对图腾、祖先神的崇拜的心理,把商王说成是神的化身,商王是上帝(天)的子孙,给王权披上神权的外衣,把王的一切活动都说成是上帝(天)赋予的,王是代表上帝到人间来统治的,王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服从王的意志就是服从神的意志,否则便是违抗神的命令,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商朝建立后,利用原始氏族社会的家族组织残余传统,建立了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尊祖敬宗。男性长子是同性家族中的大家长,只有他才有资格在祖庙里主持祭祀祖先的仪式。这样,商王在政治上是一国之君,全国人民要绝对服从,在家族关系上,他又是大家长,大小奴隶主也要绝对地服从他。从而把国家的政治与家族的宗法结合起来。商朝的王位继承实行的是“大人世及以为礼”,“世”即传子,“及”即传弟。商朝虽然是子继与弟继并承,但在商朝的前期却是以传弟为主的,商的开国君主成汤死后,由于其长子太丁早死而未立,帝位传给了其弟外丙,外丙死后,帝位又传给了其弟仲壬,仲壬死后,帝位转了一圈又传到成汤的长孙、太丁的儿子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逼得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三年之后才重归帝位。太甲之后,帝位仍然在弟与子之间传继,尤其是在仲丁之后,多次出现了废嫡而更立诸弟子的情况,弟与弟以及弟和子之间互相争夺帝位,导致了长达九世的帝位传继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商朝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出现了各个诸侯国都不来朝拜的严重后果。基于此,商朝中期后,帝位的继承逐渐以子为主,从本则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武丁以后就是父死子继为主了,最后终于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度。

    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建立也并非一帆风顺,据《吕氏春秋·当务》载,商纣的父母本想立其长子微子启,但微子启与其弟仲衍出生时他们的母亲还是一个妾,不具有正妻的身份,只是到了他们的弟弟受德出生时,他们的母亲才转正成为妻。因而商纣的父母立长子微子启的想法遭到了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商纣的父母才决定传位于第三子受德,即商纣。这里可以看出,商朝到此为止,已经确实有了关于嫡长子继承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已经被普遍认可了。本案例的记载也证明了《吕氏春秋》的说法。

    4.参考结论

    权力的更替是一个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法律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原始社会时期,氏族部落的首领是由氏族会议或部落会议推举产生,即古籍中所载的“禅让制”。但禹的儿子启利用既得的权力和他父亲的威望,联合自己的势力,用武力夺取了政权,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并把它逐步演化成为专制国家,成为夏朝国家的君主。夏朝的王位继承主要是传子,夏朝的十六个王中有十四个王都是传子,传弟的只是特例。而商代则不同,它实行传子与传弟并存,商代三十一个帝中传弟的就达到十四个,早期甚至是以传弟为主。国家权力更替制度的不明确影响了商朝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因而到商后期帝位继承就逐渐以传子为主,最后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确立了“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把家族权力承继与国家权力交接结合起来,避免了统治集团内部因相互争夺帝位而导致的内耗,建立了专制制度下稳定的权力转移制度。虽然它因商纣得益于此制度而成为了君主而受到过“用法若此,不若无法”的批评,但它用简单而确定的“嫡”与“长”标准,解决了非常复杂的世系权力更替问题,所以它仍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构成了中国数千年超稳定的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案例思考题

    (一)禹杀防风氏案

    1.案件史料

    昔禹致会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国语·鲁语》

    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史记·夏本纪》

    2.重要提示

    这是典籍中所载的两则关于禹杀防风氏与防风氏为什么被杀的史料。禹杀防风氏事载于《国语·鲁语》,其大意是:

    从前禹发通知要求各地的诸侯到会稽山和他见面,防风氏较其他首领后到,禹便杀了他并且戮其尸体。

    对于禹为什么要杀防风氏,《史记·夏本纪》关于禹和会稽山名由来的史料值得注意,它说:

    从虞、夏时起,贡赋制度就已经很完备了。有人说禹在江南会合诸侯,考查他们的政绩时死,并随后葬于此处,会稽就是这样而来的。会稽就是会计的意思。

    对此史料的真伪,学者多有不同看法,它反映了我国在国家建立早期对于官吏的考核以及对用刑罚手段加强行政管理、特别是财政税收管理的重视。

    (二)九侯被醢比干被剖案

    1.案件史料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祼,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

                                      ——《史记·殷本纪》

    2.重要提示

    九侯被醢与比干被剖案都是法制史上有名的案例,本段史料是关于这两案件的前因后果的完整的叙述,其现代汉语译文如下: 

    帝纣的天分很好,聪慧敏捷过人,而且见多识广,其智商和力气都超过一般人,他的勇武和力气达到了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的地步,他的聪明能够使试图劝谏他的人不再开口,他的口才能够把他自己的错误掩饰得天衣无缝;他常常在大臣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认为他的声望高于天下任何人,认为天下所有人都在他之下。帝纣喜欢喝酒,贪图享乐,贪恋女色,尤其喜欢妲己,一切都按照妲己所说的去做。妲己喜欢,他就让师涓重新创作新奇的声音、演出来自北方的淫乐舞蹈,吹奏那些缠绵萎靡的音乐。他加重赋税以充实朝歌城里鹿台的钱财以及增加钜桥仓库中的粮谷。他想方设法搜求狗、马以及其它奇珍宝物,以至其宫殿里都堆不下了。他大力扩建沙丘花园,精心装缮其中的亭台楼阁,捕获众多的野兽飞鸟放入其中。他对鬼神十分轻蔑怠慢,却在沙丘园中大肆游乐演戏,池中装满了酒,悬挂的肉多得象树林一样。他让男男女女脱光衣服在其中追逐嬉戏,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百姓怨声载道,愤恨不已,有的诸侯也背叛了他。商纣因此加重刑罚,发明了一种叫做炮烙的残酷刑罚。帝纣任命西伯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漂亮的女儿,被送给纣王。九侯这个女儿不喜欢商纣的荒淫胡为,帝纣对此非常愤怒,他杀了九侯的女儿,还对九侯施以醢刑,把他剁成了肉酱。西伯姬昌听说这件事后,私下里叹息。崇国的诸侯虎听到西伯叹息这件事后,就向商纣告密。帝纣把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的大臣闳夭等为救西伯,到处寻求美女、奇物和良马,并把它们献给帝纣,商纣才赦免了西伯。西伯出来后,就把洛水之西的一块地方献给商纣,请求他废除炮烙之刑。这样商纣才同意了西伯的请求,并把征战用的弓箭以及刑罚用的斧钺赐给他,使他有权力征讨其它诸侯,并封他为西伯,作西方诸侯的首领。帝纣又任命费中主持政务。费中善于阿臾奉承,又贪图利益,殷人都不亲近他。商纣又任用恶来,恶来喜欢说人坏话,诸侯因此更加疏远。西伯回到其西方后,暗地培养自己的品德,处处多做好事,因此有很多诸侯背叛商纣而归附于西伯。西伯的势力日益增大,商纣的权威也慢慢地在减少。商纣的近亲比干劝谏他,但商纣听不进去。商容是一个贤臣,百姓都喜欢他,商纣王却废掉不用他。西伯讨伐饥国并灭掉了它,商纣的大臣祖伊听到后,就责备周。他害怕事情继续,便跑去告诉商纣说:“老天爷不久就要结束我们殷朝的国运。那些能够认识形势的人以及龟甲占卜这些,都不认为商朝还有什么吉事可言。这并非是死去的先王们不保佑我们后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大王你荒淫无道,自己把自己给葬送了。因此上天要抛弃我们,使我们再没有安全稳定的食物,无法预料上天所降的灾难,无法遵照先王的纲常旧典行事。现在,我们的百姓没有一个不想商朝灭亡,他们说:‘老天爷你为何还不显示威灵啊?让新王诞生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到来啊?’面对今天这种局面,大王啊,你准备怎么办?”商纣回答说:“难道我的命运不是由天掌握而是由百姓决定?”祖伊无功而返,回来就说:“商纣实在不值得劝谏了!”西伯死后,周武王继续向东征伐。到盟津的时候,诸侯中就有八百个背叛殷商与周会合。诸侯们都说:“可以讨伐商纣了。”武王说:“你们都不知道天命。”又再次返回。商纣变得更加淫乱没有止境了。微子多次劝谏商纣王,但商纣还是听不进去。微子便与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走了。比干说:“作为他的大臣,我不得不冒着杀头的危险去争取他”。于是强劝商纣王,商纣发怒道:“我听说圣人心有七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肚子,看他的心。箕子害怕了,就假装疯癲,变为奴隶,商纣仍然把他囚禁起来。殷朝的太师、少师也拿着他们用于祭祀的乐器投奔周。到这时,周武王才率领诸侯讨伐商纣。

    研究这一段史料,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1)夏、商、周时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雏形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对法制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神权法思想。神的观念产生于原始人类对自然和人类自身存在的不断认识的过程中,他们把那些自己想理解而又无法理解的东西归结于“神”。人类法律实践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复杂活动。但当时人们受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无法理解法的产生及其运行规律,人类最初的法律实践活动还无法按照法的自身的、内在的规律来进行,因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带有许多神秘的色彩。神权法思想应运而生,并被统治阶级有意地加以了运用。中国古代的神权法思想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宣布统治阶级的统治权来自于神灵,并受到神祇的护佑。“有夏服天命”、“有殷服天命”,即是其不变的理论支柱。商纣王荒淫无度,最后闹到众叛亲离的程度,还坚信其受到神的保护,念念不忘“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最终被周所灭。也正是吸取商亡的教训,回答为什么自称“授命于天”的夏、商都覆灭了这个问题,周初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强调所谓的天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上天只会选择那些有德者,将天命赋予那些“敬天”、“保民”的人间君主,对统治者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2)根据传统典籍的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罪名及刑罚。《尚书·吕刑》就有苗民五刑的记载,还列举了劓、刵、黥等刑罚。国家产生后,用国家强制力保证的法律不但凭借严酷的刑罚手段惩办危及王权统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时也严厉制裁破坏国家统治、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就是夏朝法律的总称,即到这时,初步的犯罪与刑罚体系可能已经建立。但“刑名从商”,到了商代,刑罚制度才颇具规模。本案例资料中即出现了几种商代著名的刑罚:(1)炮烙之刑,一般认为“炮烙”之“烙”当为“格”之讹传,这是商纣发明的一种酷刑,即在铜柱上涂油,下加火烧热,令罪犯在铜柱上行走,最终因酷热难耐而坠入炭火中烧死;(2)醢,本案中九侯所受之刑,即把人杀死后,再把其尸体捣成肉酱;(3)脯,本案中鄂侯所受之刑,即把人杀死后,把其尸体晒成肉干;(4)剖心,比干所受的刑罚,这些都是极其残忍的刑罚。除此之外,见诸于史料的还有断手、罚丝、劓殄等。《韩非子·内储说上》就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至于罚丝,是专门适用于官吏贵族的一种刑罚,即判决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丝,见之于《墨子·非乐上》:“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劓殄,即后世之族刑,见之于《尚书·盘庚》的记载中。而在商代甲骨文中,还可见到与墨刑、劓、刖、宫、大辟等相关的记载,它们说明,商朝已经有了后世称之为“五刑”的滥觞。

    (3)这段史料还可看出,由于商朝刑罚的种类繁多,商代的监狱已经发展起来。早期的刑罚,受到野蛮的原始习惯的影响,主要以残杀生命和残害身体作为惩罚手段,虽然《竹书纪年》和《史记·夏本纪》已有圜土、夏台等的记载,但其并不一定是关押已决犯人、执行刑罚的场所,可能只是待讯、待质和待决的场所。商代统治者开始利用苦役来惩罚犯罪者,史料及商代甲骨卜辞中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囚”的记载,并且还有了相应的囚具。本案中西伯被囚的地方羑里就是商代的监狱。羑,又为“牖”。商代的监狱是挖在地下的土窖,上面盖上棚,并开有牗,类似今天的天窗,因此也叫“牗里”。此外,圜土、囹圄等监狱。商朝末期出现了“狱”字,唐代颜师古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狱之确也,取其坚牢之意。狱字从二犬,取完备之意,从言者讼也。”这基本上符合商代末年监狱的含义。

【注释】
张晋藩主编: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第13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礼记•礼运》
《史记•殷纪》
《吕氏春秋•当务》
《吕氏春秋•当务》
《左传•昭公六年》
 
更新日期:20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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