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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耕: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法律观

    我们知道,中国人与西方人有许多文化上的不同,中国人信奉“天”的观念由来已久,而西方人信奉上帝的意识也是源远流长。国人感叹时不免脱口而出:“天哪!”而洋人则会说:“Ohmy God!”殷商时代重巫文化和世界各国古代文化比较接近,对宗教事物倾心关注,有着古老的神权统治的传统。据甲骨文记载:为了耳鸣这类小事,殷王就可以用上158只羊,来祭祀神明,乞求平安。而周人,每次正式的祭祀仪式仅仅是牺牲一头牛(太牢)或一只羊(少牢)。在宗教意识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时代,人类的一切文化表现和社会组织、生活方式、艺术、世界观、观察自然现象的眼光,以及力图征服环境的巫术活动等等,都与宗教意识、宗教活动发生着有机的联系。此时的法律不过是这整个宗教文化中的一部分,是宗教活动的调节器和附属品。这从我们见到的商代有关法律内容的来源,多是“卜辞”和祭器上的铭文这一点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从夏代开始,在宣扬统治权力的正当性上,统治者就开始寻求“天”的护佑,所谓“受命于天”、“天讨天罚”、自称“天子”等等。统治者想让百姓相信:“天不变,则我的统治也不会变”。因而,在中国古代,长久以来民间将改朝换代俗称为“变天”。后来,商取代夏的时候,统治者强凋的是相近的理由——秉承“天命”。等到周人灭商(从商王盘庚迁都后,商又称殷。故将商的灭亡叫做“殷鉴”),再仅仅宣扬过去这种血统论的“天命”观,不免让民众怀疑:“天不变,怎么他们却变了?”随着周取代殷,周的统治者开始对这个“天命”观念加以改造,《尚书•召诰》中载,周初成王(一说周公)对他弟弟康叔告诫说:我们周人的德行上达天庭上帝,上帝赐福给我们天命,我们打败殷人并开始接受这个天命。在这段话里,周人借用殷人的宗教,编造了这一通神话来渲染,剥夺了这个殷王以“上帝天子”自居的“天赋权力”,宣布了新的道德继承而非血统继承的法则。

接着,周的统治者对“天命观”继续加以改造,发展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此时,“天命”已转变为一个明显的人为假定,能否取得“天命”的关键,已经落实到了人的社会行为上。从先秦文献的记载中,如《尚书》中《酒诰》、《无逸》诸篇来看,周初统治者们的千言万语、反复叮咛,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天命并不神秘,它就隐藏在政治行动者的道德努力之中。而仰仗并不可靠的“高贵血统”恣意妄为,毫不顾及“天命”的殷统治集团,就被“天降丧”的严惩所毁灭。《诗经》中讲,周公一再强调:“天命靡()常”,《左传》里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要想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即所谓“以德配天”说。进而指出“天不可信”,此句最能表现周初统治者的这种“以德配天”的新思想。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也已经大打折扣了。他们侧重的是“德”而不是“天”,着眼点是人事而不是天命。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卓越的见解。从这种见解出发,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要表明统治者统治的正当性,就应当“明德”,即寻求一种“道德基础”,而“明德”就在“慎罚”之中,即就在统治者谨慎从事立法、司法的活动中。这样,就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德”与“刑”结合起来。从笃信上帝到“天不可信”,从专事鬼神到注重人事,从专讲刑杀到德刑结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此以后,在国人的观念中“德”成了每个人心目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不是吗?直到今天,我们时常听到他人或自己抱怨缺这缺那,但你不会听到有谁抱怨自己缺“德”的。

周初统治者承袭和利用了夏商以来“事神致福”的“礼”这一普遍为民众所接受的社会规范形式,并赋予其以新的性质和内容。在周公主持下将其系统、规范化,使之成为法定的典章制度,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周公制礼乐”。其时的礼所涉及的大至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言行、应对进退,无不受其约束。所谓:“礼以体政,政以正民”。礼被统治者视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工具,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乎礼”。另一方面,周初统治者也继承了夏商以来的刑罚制度,所谓“刑名从商”、“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在统治者看来:“为下无礼,则不免于刑。”礼和刑成为周代宗法制度下,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和周代法律制度的渊源。那么在“德”、“礼”、“政”、“刑”之间如何把握呢?圣人孔子告诉我们,“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说:光靠行政和刑罚,虽能治理社会约束百姓,但教导出的人们至多是免于犯法的无耻(是非)之徒;而通过道德教化、礼仪规范治理社会和民众,才能使人有羞耻(是非)观念,自觉地的不去触犯法律。所以,千百年来,历代统治者均热衷于思想观念上的道德教化,以德治理天下。而这过去了的历史不正是很值得我们后人深思的吗?

从“以德配天”的思想到“德主刑辅”的理论,为以后的礼法结合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法律的成文化与法典化奠定了基础。

 
更新日期:20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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