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文档
首页 | 课程简介 | 教师团队 | 教学内容 | 教学录像 | 教学设计 | 名师佳作 | 教学互动 | 教材及文献 | 法史图库 | 教学成果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名师佳作>>>名师佳作
 
崔永东:预防犯罪思想之儒法差异

    在中国古代社会,预防犯罪几乎是所有思想家、政治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只有有效预防了犯罪,才会有社会的和谐稳定。思想家们认为,教育在预防犯罪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而收潜移默化之功,使受教育者自觉远罪迁善。

    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预防犯罪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传统预防犯罪理论认为,犯罪现象主要因人的贪欲而起,有贪欲者意味着在道德上丧失了自律能力,因此,提升道德品质、培养自律能力成为预防犯罪的关键。

    儒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大戴礼记·礼察》称礼教(即德教)可“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所谓“绝恶于未萌”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对犯罪来说,德教可收防患于未然之功。德教靠潜移默化的力量使民众徙善远罪。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的“道”是引导的意思。这段话是说用政令刑罚治理民众,民众只是千方百计规避法律,不会养成羞耻之心;而用道德礼仪教化百姓,则会使民众养成羞耻之心,并自觉服从统治秩序。在孔子思想中,教育实际上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一种工具。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理解,道德教育能养成人的羞耻之心,有羞耻心者自然不会去犯罪,而政令刑罚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抑制人们犯罪,但因其会助长人的“无耻”心理,反而会诱发人们犯罪。

    荀子提出了“性恶论”的说法,认为放纵人的“好利恶害”之性会导致犯罪,因此,必要的法律手段对抑制人的恶性是有效的。但他并未因此忽视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著名的“化性起伪”说,强调通过道德教化让人们改造不良品性,树立起道德主体的地位,努力从事道德修养,成为道德高尚之人。在《荀子·劝学》中,他指出通过接受道德教育、加强道德学习和注意道德修养,就能“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并能“防邪僻而近中正”。“防邪僻”即防止犯罪之意。在荀子看来,道德教育不仅是人们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也是防止人们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

    儒家的教育观凸显了道德教育的内涵及其重要性,认为道德教育不仅能完善人格,还能预防犯罪,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道德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有高尚的道德意味着有良好的自律能力,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去犯罪。总之,儒家认为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完善人格、预防犯罪、促进和谐,它是实现儒家“致中和”政治目标的基本途径之一。

    作为儒家的反对派,法家对儒家的道德教育论持一种否定态度,更不赞成将道德教育当成一种基本的治国方略。法家的治国方略是“法治”,在其看来,“法治”国家应当重视法律教育,让官员百姓皆知法守法用法,自觉用法律的标准约束自己的一切行为,如此自然不会去违法犯罪。法家推崇“缘法而治”的“法治”,而“明法”则是实施法治的前提。“明法”意味着使大众通晓法律,其手段是对大众进行法律教育。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法律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大家知法守法,以免步入违法犯罪之途。

    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商鞅就很重视“明法”。他说:“法明而民利之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法明白易知而必行。”他还提出了“明教”的主张,“明教”指清晰明白的法律教育。他说:“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此言持之以恒对民众进行“明教”,民众就会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国家也不会出现反常的风俗。商鞅还讲“一教”即统一教育,指对全国统一进行法律教育。

    商鞅还主张设立专门的“法官”负责进行法律教育,具体包括:一是在各级官府都设专门掌管法令的官员,其职责是对吏民解释法律问题;二是专掌法令的官员必须精通法律,如果忘记某一法条,则以该条惩处他们;三是吏民向法官咨询有关法律内容,法官拒不答复的,如果吏民日后犯罪,所犯即为以前咨询所涉法条之罪名,则按该罪名处罚法官。

    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律教育思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著名论断。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意谓英明君主统治的国家,没有什么儒、墨经典,而是用法律来教育民众;没有尧舜禹汤之类的先王之语,而是以法吏为师。“以吏为师”之吏,当类似于商鞅所谓“法官”,职掌法令之人。韩非主张用法吏教育民众,教育的内容为国家的法令。经过教育,各级官员和广大民众都知法守法,这就为“法治”的实施铺平了道路,违法犯罪现象自然会大大减少。总之,在韩非看来,“以法为教”是预防犯罪、国家大治的前提,没有法律教育,法治就难以实现。

    应该说,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倡“普法教育”的一个学派,主张通过国家强制力对全民进行法律教育,并且收到了较大成效。史载商鞅变法后,“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连妇女儿童都能言说商鞅制定的法律,可见法律的普及程度。

    从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看,也确实体现了法家“以法为教”的精神。如其中的《语书》将“明法律令”即通晓法律作为官吏是“良吏”还是“恶吏”的标准,如称“凡良吏明法律令”、“恶吏不明法律令”等等,要求对官吏进行司法业务和司法道德方面的教育。如秦简《法律答问》作为官方对秦律的解释,就是对各级官吏进行司法业务教育的读本;秦简《为吏之道》是对官吏进行司法道德教育的读本。

    但是,法家片面强调法律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却有严重缺陷,它不利于对犯罪的全面防治。其实无论是法律教育还是道德教育,对预防犯罪都有重要作用,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对的。在此问题上,儒家也有偏颇之处,因其过分强调了道德教育的作用而对法律教育的作用有所轻忽。时至今日,我们在构建新型预防犯罪体系时要正视儒法两家的问题,纠正其偏颇之处,继承其合理内核,强调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并重,形成一种能够净化心灵、完善人格、自律与他律并重的防治犯罪体系,使其对抑制犯罪、促进和谐发挥最大效用。

    可以说,中国古代教育学说是一种预防犯罪的学说。中国古代教育学说认为,教育并非单纯的知识教育,它还具有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的重要功能;教育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更关键的是还提升了人们的道德素养和守法意识,同时也让人们远离了犯罪。把教育与预防犯罪及改良社会结合起来,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本篇文章由蒋家棣编辑 
 
更新日期:2011/10/9
阅读次数:1584
 
上一条:  马小红:中国古代社会的法理学
下一条:  张晋藩:中国古代国情背景下的司法制度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本栏目相关文章==
李启成: 儒学与宪政—回顾清末资政院议员之风骨
范忠信:法治中国化的历史法学进路
马小红:中国古代社会的法理学
张晋藩:中国古代国情背景下的司法制度
徐忠明:凡俗与神圣:解读“明镜高悬”的司法意义
马小红:“确定性”与中国古代法
>>> 更多
 
无标题文档
版权所有@2009: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教研室
本网站仅供学习研究之用,无任何商业营利性目的
欢迎您!第 位访问者! 京ICP备0700576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