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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国都东迁至雒邑(今河南洛阳),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称东周时期。“春秋”,得名于鲁国的编年史《春秋》,一般指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的东周前期。“战国”,则得名于秦统一前七雄征战年代,一般指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东周后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般认为,春秋是奴隶制瓦解、封建生产关系产生的时期,战国是封建制确立的时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法律制度也从奴隶制形态向封建制形态转变。

 

    第一节   “礼崩乐坏”与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

     引例  

     邢侯杀人案 [1]                                                             
   

    此案发生于公元前528年的晋国:
    邢侯与雍子因田界划分不清,发生“争田”纠纷,但久讼未决。叔鱼受命重新处理此案,认定“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
    韩宣子问叔向如何论处?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其理由是:“雍子自知其罪”,却以女色贿赂法官(即将其女儿嫁给叔鱼),法官因受贿而枉法裁判,而“邢侯专杀”亦有罪。“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于是,邢侯被处以死刑,并与雍子、叔鱼一起陈尸于市。

    一、“礼崩乐坏”的表现及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礼崩乐坏”,封建制逐步确立。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经济上,春秋以后,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普遍推广,这使得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春秋中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现了“私田”;随之而来的是,私田不断地增多,甚至出现土地交换、租赁、买卖的现象,并由此引发了土地纠纷,井田制渐趋瓦解。
    其二,在政治上,至春秋末期,周天子早已失去了昔日驾御诸侯的权势,王室衰微,王权旁落,各大诸侯国争夺霸权;各诸侯国内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卿大夫专权跋扈,新旧势力矛盾日益激烈,出现了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变法改革,建立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并通过兼并战争统一天下。
    其三,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也进入到一个从注重“神事”到注重“人事”、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出现了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大论战,形成了“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的对立。传统的宗法等级观念和神权法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撞击、批判,“礼”思想和“法”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士”阶层出现,文化教育走下“神坛”步入民间。
    “礼崩乐坏”的结果是:井田制被破坏,礼制衰落,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这标志着奴隶制开始瓦解,封建制逐渐兴起。由此引发了法律制度的变革。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变法改革,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随着封建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封建制法律形态代替了奴隶制法律形态。

    二、儒家学派及其主要法律思想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最早形成、最有影响的一个最大的学派。“儒”的本义,是指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精通周礼,并以从事教育、执掌礼仪为业者。因孔丘早年曾从事这一职业,故其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儒家。
    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春秋末期的孔丘,战国中期的孟柯,战国后期的荀况。孔丘是儒家的创始人,其贡献在于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并构建了儒家法律思想的体系。孟柯沿袭孔丘的思想体系,一般被认为是孔丘的忠实继承者,秦汉以后往往孔孟并提,而有所谓“孔孟之道”。荀况对孔丘的思想发展更大,具有部分质变,实际上是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先行者。
    儒家代表了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因而其法律思想的基本点是为统治者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出谋划策,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教育百姓要安分守己。在继承和发展西周“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维护“礼治”,即要求建立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道德为中心、以宗法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要求以“礼”作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提倡“德治”,即认为法律仅仅是确立和维护“君臣父子”道德准则的辅助手段,主张“教化”,反对不教而杀;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相对来说,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重视道德感化作用。重视“人治”,即指重视统治者个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提倡“圣贤”治国即“贤人政治”,主张将立法、司法权集中于“英明”的君主手中。这些观点对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影响很大。汉武帝时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法律思想,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结合法家等各家法律思想中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部分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三、法家学派及其主要法律思想                                                     
    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文法运动是法家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法家思想的实践来源。可以说,成文法运动造就了法家学派,同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也促进了成文法运动的发展。由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多是各诸侯国的政治家、军事家,直接领导着各国的变法运动,提出了“法”的观念作为自己主张的标志。因而,从汉代开始,便将这些主张“变法”、要求“以法治国”、“一断于法”的人士,统称为“法家”。
    法家学派的鼻祖是战国初期的李悝。
    根据不同标准,法家的流派大致有三种划分方法。
    第一种,从时间上可以划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指战国初期、中期的法家,即新兴地主阶级通过变法在各诸侯国内夺取政权时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前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批判传统“礼治”,论证变法的重要性和正义性,探讨新兴地主阶级夺取诸侯国政权的途径:勾勒出一幅“以法治国”的政治蓝图。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前期法家在思想上多少还受到传统思想的某些影响,带有其他诸家思想影响的某些痕迹。前期法家大都注重政治实践,兼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更为关注推行“法治”的实践问题。因此,前期法家的法律思想颇具有实践色彩。后期法家指战国后期的法家,即新兴地主阶级通过兼并战争实现全国统一时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是韩非和李斯。后期法家已经具备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因而其思想宗旨是:总结变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经验,在前期法家法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较为完备的、系统的“法治”理论,以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理论。后期法家已经有条件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因此,其思想更具有理论色彩。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还有一主要区别:前期法家并不一般地完全排斥道德教育的作用;而后期法家则认为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无法改变,因此完全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把法律的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法家的“法治”理论发展到极端。
    第二种,从地域上可以划分为:晋法家和齐法家。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法家内部的主张常常表现出差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晋法家,或称晋秦法家,是以三晋文化和秦文化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家派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悝,魏国人;吴起,卫国人;商鞅,卫国人;慎到,赵国人;申不害,郑国人;韩非,韩国人;李斯,楚国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三晋(韩、赵、魏)和秦国的变法活动与法制建设进程。其中,影响最大的商鞅、韩非,分别是晋法家“法治”理论的初创者和集大成者。晋法家是法家的主体,其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晋法家思想的特征是:重农抑商,严刑峻罚,否认道德教育作用,极端夸大刑罚的作用。这可以从晋国的“戎索”精神中找到其原型。齐法家是以齐国文化为基础产生的法家派系,其法律思想主要反映在假托管仲之名的《管子》一书中。《管子》一书中的法家思想是在管仲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即是从管仲在政治、经济上的改革措施中推演出来的,是这些措施在理论上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是管仲思想的发挥。齐法家思想的特征是:重农而不抑商,重法而不全盘否认道德教育的作用。这可以追溯到齐国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之中。
    第三种,从理论上可以划分为:法派、势派、术派。按照韩非的看法,前期法家可分三派:商鞅“重法”——法派,慎到“重势”——势派,申不害“重术”——术派。商鞅论证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慎到、申不害则论证了推行“法治”的可能性。后期法家韩非则总其大成,提出了“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理论体系。

    第二节    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转型

    引例:
    王里国与中里徼案                                                        
    此案发生在春秋晚期的齐庄公时代:
    大臣王里国与中里徼打官司,三年未决。齐王左右为难:二人皆杀掉,恐错杀无辜;将其都放走,又担心纵容犯罪。于是,决定用一只神羊来判断曲直。
    王、中二人同意,并在神社盟诅,当庭陈述其情。王氏陈述毕,神羊无动于衷;中氏陈述不到一半,神羊突然跃起,并用其角触中氏。齐王因此判决中氏败诉,并将其处死在神社。

    一、春秋时期的立法:“铸刑鼎”事件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袭西周的法律。但是,春秋末期的立法活动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就是郑、晋两国出现了“铸刑鼎”事件,即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律。“铸刑鼎”事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产生。
   (一)郑国与晋国的“铸刑鼎”事件及其反响
    春秋末期,首先“铸刑鼎”的是郑国执政的子产。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公元前536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即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史称之为“铸刑鼎”事件。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为此,晋国的大夫叔向写信痛斥子产。                                                                     
    子产公布法律之举,在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元前503年,郑国执政驷  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公元前503年)记载:“郑驷##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预注:“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竹简,故言《竹刑》。”可见,《竹刑》原为郑国大夫邓析私自编撰,并无法律效力,后经国家认可,才具有法律力。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在子产公布法律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荀寅亦效法郑国子产,“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新兴势力在晋国取得政权后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但是此举招致孔子的强烈批评。
春秋末期,郑、两晋先后“铸刑鼎”,的确开创了中国成文法的先河。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并无成文法。这一点可以从叔向、孔子的书信中明见。
    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说: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孔子在给赵鞅、荀寅的信中也强烈批评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贵贱不衍,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可见,叔向和孔子都将“铸刑鼎”之事,看作是关系到政权存亡的重大事件。如果在公元前536年之前已有公布法律之事发生,叔向和孔子就不会极力地反对了。叔向和孔子之所以会反对“铸刑鼎”,就是因为在郑国和晋国出现的成文法是一种暂新的、激进的东西,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
    虽然在公元前536年之前,中国古代并没有成文法出现,但是已经有了成文的法律,只不过不公布于众而已。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这是先秦时期的说法。“禹刑”与“汤刑”是否确实存在过,由于史料匮乏,一时恐怕难以考定。但是,至少可以肯定,西周时期已经有了成文的法律《九刑》。另外,《尚书·吕刑》也有“明启刑书胥占”的说法。不过,有成文的法律“刑书”,并不等于就有成文法。因为成文法必须是公布的成文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周的成文法律“刑书”是秘密的、不公布于众的,要“藏之盟府”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文法是公开的、公布于众的。
   (二)郑晋两国“铸刑鼎”的社会原因
    为什么春秋末期首先在郑国和晋国出现成文法呢?
    春秋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代。周天子已经开始失去驾驭诸侯的权势,王权逐渐旁落;各大诸侯国争夺霸权,在其内部,卿大夫专权跋扈,新旧势力的矛盾激烈,出现了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由于当时各诸侯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各诸侯国进入封建制的步伐也不一致。郑、晋两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向封建制过渡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先迈进了一步,因而成文法最早在这两个诸侯国出现。具体说来,其情况又各不相同。
    1.先看一下郑国的具体情况
    郑国是西周分封最晚的诸侯国,是周都以南的一个重要的诸侯国。“铸刑书”,公布法律,这一重大事件之所以首先在郑国发生,是因为当时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实行社会变革的要求更为迫切;同时,也和郑国执政子产及其坚持贯彻实行变革图强的方针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子产进行封建改革的产物。
    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重耳登上了春秋霸主的宝座,而楚国的北进计划受挫。从此,晋、楚二强南北对峙,形成了长期争霸的局面。郑国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介居二大国之间”。 晋、楚争霸,首先就要征服郑国。因此,郑国腹背受敌,穷于应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 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 都是晋、楚这两个大国争夺郑国的两次著名战争。从城濮之战到向戌弭兵之盟(即从公元前632年至公元前546年)期间,晋国伐郑国17次,楚国伐郑国20次。谁伐郑国,郑国就必须服于谁。郑国面临国破人亡的危险,处境尤为困窘,以至萌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 的念头,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公元前605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从此,郑国的内政混乱,政权下移,七穆更迭执政。卿族专横,互相嫉视,内乱迭起。自郑穆公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内乱。例如:“西宫”之难,“纯门之师”事件。 《左传》鲁襄公三十年记载:
    子产相郑伯以如晋,叔向问郑国国政焉。对曰:“吾得见与否,在此岁也。驷、良方争,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见,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知矣乎?”对曰:“伯有侈而愎,子晰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虽其和也,犹相积恶也,恶至无日矣。”
    由此可见当时郑国卿族内争之甚。
    子产于鲁襄公三十年担任郑国的执政。当时郑国所处的形势,用子产的话来说,就是“国小而偪,族大宠多”。
    子产虽然出身于郑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但是从其世界观和执政后的所作所为来分析,他已经不是旧贵族了,而是刚刚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新兴的封建贵族。他是一个朴素的无神论者,敢于面对现实。为了摆脱郑国外患内乱交困的局面,对外,他发挥了自己善于外交的才能,圆满地处理了许多棘手的外交事件,改变了郑国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对内,他择贤任能,对新旧贵族采取了“忠俭者,从而与之;泰奢者因而毙之” 的策略。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根本性的改革:“作封恤,立谤政,制叁辟,铸刑书”。
    “作封恤”,就是改革田制,即《左传》襄公三十年所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庐井有伍”。最初,这项改革遭到人们的反对,后来又受到普遍的拥护。《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了子产进行这一改革的过程: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舆人”,为国都中甲士一类人。 “取我衣冠而褚之”,《吕氏春秋·乐成》作:“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褚即贮,郭沫若认为“贮有赋义”,杨宽则主张贮是财物税。 杨说可从。“取我田畴而伍之”,《一切经音义》卷42引《仓颉篇》云:“畴,耕地也。”《吕氏春秋·乐成》作:“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曰:“此‘伍’字亦‘赋’之借字,纳田税也。” 由此可知,子产的田制改革与赋税有关,其主要内容是:承认土地私有,按亩征税,取消土地定期分配的井田制。
    “立谤政”,就是改革军赋,即鲁昭公四年“作丘赋”,将军赋改为按丘(土地占有面积)分摊。这是因为,在井田制度下,土地定期分配使用,每个劳动力大体上耕种差不多的土地,服军役者须自己配置军用品。“作封恤”以后,井田制逐渐瓦解,土地不再定期分配使用,有劳动力这不一定有土地。因此,必须改革军赋的来源。
    “制叁辟,铸刑书”,即制定法律三篇, 并将之铸于鼎上,公布于众。这是一件重要的、划时代的事件,是在“作封恤”、“作丘赋”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作封恤”、“作丘赋”之后,子产又同旧势力的反对进行了斗争。这时,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形成并壮大,国人也看到了改革的好处,开始拥护改革。为了保护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子产公布了新制定的“刑书”。虽然其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考,但是从晋国贵族叔向的严厉谴责中, 可知“刑书”的内容与田制、赋制的改革有关,其内容不过是将新的田制、赋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保护新兴势力的利益,限制、打击旧贵族的特权,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权利、什么是义务。
    子产出身于奴隶主贵族家庭。起初,奴隶主贵族对他还抱有希望。但是,他能顺应历史的潮流,面对郑国内外交困的现实,为了挽救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公布法律。他回答叔向说:
    若吾子之言,乔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
    2.再看看晋国的具体情况
    晋国的情况则与郑国的不大相同。晋国很早就没有公族把持大权的现象,公室的宗族组织早已瓦解。因此,晋国的保守势力相对较小,“礼崩乐坏”的事情比较容易发生。
    春秋初年,晋文侯死后,昭侯继位,封文侯的弟弟于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即为曲沃桓叔。曲沃比晋都翼(今山西省翼城县南)大。曲沃桓叔依靠自己的实力,长期与公室为敌,至曲沃武公时,终于灭了公室。曲沃武公代为晋君,是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其子献公继位,然而晋之内乱未已。后来,晋献公因“桓、庄之族偪”、“尽杀群公子”。 又因“骊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
    从此,晋国没有公族,政权渐渐地归异支异族的贵族掌握。“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立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定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 异姓之宗族组织代替了公室宗族组织。此后,异姓异宗之卿大夫日益强大,诸卿之间争权夺势,互相兼并,政权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兼并过程中,有的大夫渐渐地转化为封建贵族。
晋国的叔向曾经谈到当时晋国的形势,他说: 
    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这反映了晋国新旧势力的消长过程。新势力逐渐登上了舞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盾专政。赵氏的地位与实力是逐渐上升的。晋文公重耳出逃时,狐偃将上军,“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 赵氏不及于狐氏。《左传》文公六年记载: 
晋蓃于夷,舍二军。是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于蓃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
董之搜后,赵氏的势力发展壮大起来。至鲁文公七年,赵盾主扈之盟,开大夫主盟之先。最后,发展到赵盾之党赵穿弑晋灵公的地步,国君的废立竟然操纵在赵氏的手中。 从此,晋国的政权下移,卿大夫专政,以致内政多门,霸业未竟。
    赵盾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以保卫新兴势力的斗争成果。这在《左传》文公六年中有如下的记载:
    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
    虽然新的法典并没有公布于众,但是却在范宣子执政时(晋平公在位时)被沿用。 后来,在韩宣子执政时,祈氏发生内乱,羊舌氏“助乱”,“六卿以法诛公族祈氏、羊舌氏”。 终于,在鲁昭公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将赵盾所作法典铸于鼎上。新兴地主阶级公布法律,这是在新势力在晋国取得政权后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孔子之所以攻击“宣子之刑”是“乱制”,是因为在鲁文公六年的“夷之蓃”,发生了易蓃于董地并易中军帅之事,赵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晋国的政治舞台,从此以后六卿在晋国轮番执政。既然“夷之蓃”是“乱制”,“宣子之刑”当然也是“乱制”的产物。因此,当赵鞅等人将“宣子之刑”铸在铁鼎上公布于众时,孔子像23年前晋国的贵族叔向反对郑国“铸刑书”那样,对晋国“铸刑鼎”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晋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使得晋国在用人方面能够广开材路,以贤能择人。如,“夷之蓃”时,阳处父推荐赵盾任中军帅的理由,就是因为赵盾有“能”,“使能,国之利也”。 并不仅仅因为阳处父是赵氏的同党。晋国还充分任用楚国的人材,“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楚国的贤能之士纷纷奔往晋国,与晋国的政治气候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人材流动的态势,加速了晋国的封建化步伐。
    晋国与楚国的争霸战争,对于加速晋国的封建化进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新兴势力在争霸战争中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为自己争得土地和功勋,提高本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时,晋国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军队的最高统帅也是国家的执政、卿之首。 赵盾即是将中军而“始为国政”的。
总之,春秋末期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由于当时各诸侯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其进入封建制的步伐也不一致。郑、晋两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向封建制过渡的道路上,比其他诸侯国先迈进了一步,因此,成文法最早在这两个诸侯国产生。此外,春秋末期教育制度的变化也为郑、晋两国公布法律提供了条件。西周时期,“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文化;春秋末期,私学大兴,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加上郑、晋之地本来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积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法律之事有可能最早在这里出现。   
    春秋末期公布法律,之所以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是因为鼎在中国古代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史载,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曾“观兵于周疆”,“问鼎之轻重、大小”。据周臣王孙满所说,从夏朝就开始铸鼎,后来鼎随着朝代的更替而“迁于商”、“迁于周”。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就是过问周王的权力,暴露了楚国想替代周王室统治天下的企图。 因此,当郑国和晋国的新兴势力上台后,为了使新法律具有更大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威慑力,为了表示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就把新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
   (三)春秋末期“铸刑鼎”事件的历史意义
    春秋末期,郑、晋两国相继“铸刑鼎”。这是中国法律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事件。
公布法律,使法律从秘密状态转变为公开的状态,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但是也是有意义的,意味着从此将开始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封建制法律形态。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这一事件也宣告了的奴隶制秘密法的结束和成文法的诞生。从此拉开了春秋战国成文法运动的帷幕。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公布法律,于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为历代封建王朝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秦汉以后封建法制的滥觞。

    二、春秋时期的司法
   (一)司法组织多样化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大权逐渐旁落,其司法权也渐渐地下移至诸侯。因此,各诸侯国都相继猞猁自己的司法组织。其特点是:司法机构的名称不统一,也开始从诸侯手中相对分离出来。如,卫国、虞国,设有“司寇”;宋国,则有大小司寇之分,楚国有司败、廷理;晋国有尉氏。其中尤以“司寇”一职最为明显。
    《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司寇,成为主掌行刑之职官。宋国的司寇之职,还有大司寇、少司寇之分。甚至司寇成为姓,如:宋之臣有名叫司寇牛父者, 卫之臣有名叫司寇亥者。 可见,司寇这一职官,曾在春秋列国普遍设立。
    这可从出土铜器铭文中看到,春秋时期载有“司寇”的青铜器有:虞国的虞司寇伯吹壶、鲁国的鲁少司寇封孙盘。其铭文非常简单,但是,仍可从中见到诸侯列国设置“司寇”的大致情况。
    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有关“司寇”的记载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印证,表明这一时期司寇一职已经独立出来,专掌狱讼,并与司徒、司马并列。很显然,春秋时期司寇逐渐专职化,其地位也有所上升,作用也相应提高了。司寇所司执法与刑讯之职,乃是春秋战国间各诸侯国以法治国,纷纷颁布刑法的结果。但是,司寇这一职官的名称已经在西周器铭文中出现,隶属于司空之下,尚未独立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的司寇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司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古代兵刑不分,执法者并无专官,法律条文也不公布于众,周王及诸侯百官的意志就是法律,遇有诉讼,则双方造于有司,请求受周王册命过的有司法权的官吏来断案,后世的司寇就是将这种司法的职权专业化,组成一套司法官吏来执行法律,这不过是对西周司法制度的一种改革而已。
   (二)春秋霸主审理各诸侯国案件
    春秋时期,司法审判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春秋霸主代替了昔日周天子的地位,并且审理各诸侯国之间的争讼案件。这种案例在《左传》中多有记载,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神判活动提供了方便。从以下所举这三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发展趋势。                                
    其一,发生在公元前632年的“元咺诉卫侯”案。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三十年记载:
    晋楚两国争霸,卫国君卫侯因亲楚而被人赶出卫国。城濮之战,楚国大败,卫侯闻讯后逃到了陈国,并派元咺奉事叔武回国摄政。后来,晋国恢复了卫侯的君位。卫侯回到卫国,其前驱将叔武杀死。元咺逃往晋国,并以杀叔武罪向晋国控告卫侯。于是,卫侯与元咺在晋国争讼,并派宁武子、针庄子、士荣出庭辩护。卫侯败诉。晋国杀士荣、刖针庄子、赦免宁武子,逮捕卫侯。后来,晋侯又派人毒害被关在监狱里的卫侯,未成功。鲁僖公向周天子和晋侯求情,请求赦免卫侯。周天子答应,于是卫侯获释。
    此案是晋国插手处理卫国的纠纷,但是,最后周王出面讲情。昔日的老面子还是有点用的。
    其二,发生在公元前587~586年的“许灵公诉郑伯”案。据《左传》四年、五年记载:
    郑国派人去许国划定所得土田的疆界,却被许国人打回来了。于是,郑伯率人攻打许国,并占了其土地。因此,许国与郑国就土田发生争执。许灵公与郑伯在楚国的子反那里争讼,但是子反处理不了,就让其二人直接到楚国国君那里争曲直。次年,许灵公向楚国国君控告郑伯。结果,郑伯败诉,许灵公依法取得属于许国的土田。
    此案是楚国负责解决许、郑两国的土地纠纷。周王未出面,而楚王代之处理诸侯国间的土地争端。
    其三,发生在公元前580年的“晋郤至与周天子争田”案。据《左传》成公十一年记载: 
    晋国的郤至与周天子发生“争田”(此田地为温之别邑)纠纷。周“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郤至在庭上说:“温本是我的封邑,此地为温之别邑,自应归我所有。”刘康公细说温邑被封的来历,并辩论说:“如果要追查过去的情况,那么温本是周天子属官的封邑,尼是怎么得到的?”最后,晋侯判决郤至败诉,确认此田周天子归所有。
    此案是周王本人与晋国大臣发生土地纠纷,由晋国国君在晋国负责审理。周天子已经自顾不暇。
   (三)仍可见到古老的神判的遗迹                                                
    所谓神判,即对神发誓并要求神明立即断曲直。其特点在于,起誓后须经过考验,立即就可明曲直。古代各民族都曾有过这样的神判法,考验的方法也呈现多样性。一般是经过水或火的考验,例如,使原告和被告都把手伸入沸水,然后看谁的手是否被烫伤而定其有罪与否。在国外,如,《汉穆拉比法典》中对有的案件的原告、被告,都要把他们抛进河里,以能浮起者为无罪。在中国先秦时期也有神判,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字“灋”的结构,便可得到证实。
    《说文解字》:“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说文解字》:“廌,解廌兽也。似牛—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象形。从豸省。”
    由此字可知,先秦时期的神判是用动物“廌”和“水”来进行神判、辨明是非曲直的。但是,“廌”为何物,历史上说法不一,“《说文》以为‘似山牛’,而王充则以为是羊”。“用神羊别曲直似为楚制,然而先秦时期此制不仅行于楚,齐亦有之”。
    春秋晚期,仍可见到古老的神判的遗迹。这就是保留在《墨子·明鬼下》中的“王里国与中里徼案”。其云:
    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欲)谦(兼)杀之,恐不辜;犹(欲)谦(兼)释之,恐失其罪,乃是二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人许诺,于是泏血,?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槁之,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
    “这是现在所能看到的先秦文献中记神判全过程的唯一记载”。由此可见,“齐在春秋晚期还保存着神判是确凿无疑的。从这记载也证实了汉人有关廌触不直的说法是有事实为依据的,而且还证实了古代所谓的廌即羊一类的动物,并非许慎所说的‘山牛’。墨子引用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证实古代鬼神的存在。由此可见,战国初年这类事例已很难找到,否则墨子也不致舍近而取远。”

     第三节 战国时期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

     引例:
    “贼人入室”案                                                           
    此案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据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
    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
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
    问:贼闯入甲家,杀伤甲,甲大呼有贼,但其四邻及里典、伍老都外出不在家,无法相助。地方司法机关请示:如何论处其四邻等?答:中央司法机关的答复是:四邻确不在家的,不应论处;里典、伍老虽不在家,也应论罪。

    一、战国时期法制发展概况
    (一)战国时期的成文法运动
    1.传世文献所载各国立法成果
    继春秋末期郑、晋两国公布法律之后,战国时期纷纷登上各诸侯国的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变法改革,并制定成文法,巩固其改革的成果,以法治的手段推行改革。于是,各国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
    在韩国,韩昭侯任用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为相,进行变法改革,颁布了大量的法令,“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赵国颁布了《国律》,魏国有《大府之宪》,楚国有《宪令》、《鸡次之典》,秦国则有《秦律》。
    在成文法运动的蓬勃发展过程中,最为典型者就是:在其发祥地三晋地区的魏国,产生了成文法运动的丰碑《法经》;而在秦国,则出现了成文法运动的集大成者《秦律》。
    春秋战国成文法运动的产生、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古代的成文法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春秋末期,之所以最早在郑、晋两国出现成文法,就是因为它们在走向封建社会的道路上比别的诸侯国先迈进了一步。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大都进入了封建社会。成文法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产物,同时对维护封建经济基础,促进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时代遥远,这些法律均未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后世的传世文献和出土的考古资料中寻找其踪影。
    2.出土简牍所见各诸侯国法律文献
   (1)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中所见的律令
    ①关于标准量器的单行法规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统一度量衡制度,纷纷制定标准量器,其上刻有铭文,其性质是有关使用该标准量器的单行法规。现存的这种量器较多,著名的有:传世品秦商鞅方升,1857年出土的齐子禾子釜、陈纯釜。                                                      
    商鞅方升,系传世品。具体的出土时间、地点不详。 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为战国时期秦孝公时器。该器呈长方形,有短柄。其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有铭文,共有75字。又名“商鞅量”。
    其左壁、前壁的铭文如下:
    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左壁)重泉(前壁)
    其大意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齐国派遣卿大夫多人前来通问修好。冬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
    “重泉”,为地名,在今陕西省蒲城县南重泉村,西汉始置为县。因其字体与左壁铭文的字体相同,故该地为商鞅方升第一次所置之地。
其底部和右壁铭文如下: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底部) 临(右壁)
    此铭文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书。其大意是: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立了皇帝的称号。于是,诏令丞相隗状、王绾,度量衡标准器不统一或有怀疑者,均统一之。
    “临”,地名,春秋时或为晋地,在今河北省临城县西南。因其字体与廿六年诏书的相同,故为商鞅方升第二次所置之地。
    从铭文字体和内容来看,该器左壁和前壁铭文是秦孝公十八年所刻,底部和右壁铭文是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刻。最初,它是颁发给“重泉”的标准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继续以它为标准器,来统一混乱的度量衡,并刻上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颁发给“临”地。由此可见,秦朝是以战国时期的秦制来统一天下的度量衡的。                                                       
    子禾子釜,1857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县灵山卫古城。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战国晚期齐国量器。其上今存铭文91字。又名“左关釜”、“陈子禾釜”、“陈太公釜”。其铭文如下:                                
    □□立事岁,稷月,丙午,子禾子□□内者御□□□命□陈得:“左关釜节于禀釜,关                              
    □□节于禀□□ ,关人筑杆灭釜,闭□,又□外##釜,而车人制之,而以□□退。如关人不用命,则寅□□。关人□□其事,中刑#### (徒),赎以□(金)半钧。□□其贿,厥辟□##(徒),赎以□犀。□命者,于其事区杀。”丘关之釜。           
    该铭文多处缺蚀,但大致可以通读。从整篇铭文的内容来看,可知这是关于左官署使用标准量器的法令。其大意是:子禾子命令其下属奉命通告陈得,要求左关之釜以禀釜为准,关##以##为准。如果官吏在釜内筑杆以减少其量值,或在釜外加物以添益其量值,则应当制止。如果官吏违背此令,则应根据其犯罪情节轻重,处以徒刑、赎刑和死刑。
    陈纯釜,1857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县灵山卫古城。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为战国晚期齐国量器。其上有铭文34字。又名“左关釜”、“齐陈犹釜”、“齐釜”。其铭文如下:             
    陈犹立事岁,##月戊寅,各兹安陵。命左关师##,敕成左关之釜节于禀釜。敦者曰陈纯。
该铭文是左关署使用标准量器的法令。其大意是,陈犹到达安陵某地。命令左关的师##说:左关釜的容量完全以仓禀之釜作为标准。
    ②关于符节凭证上的单行法规
    符,是中国古代传达命令或调遣军队的凭证。战国时期调动军队即以“符”为凭。从战国时期著名的魏如姬窃魏安##王虎符,交给信陵君以解赵国邯郸之围的故事,可见符在当时的作用。 据此传说,郭沫若编写了话剧《虎符》。
    这种用来调动军队的符一般又称之为“兵甲之符”、“甲兵之符”,其形往往呈伏虎形或走虎形,因此又称之为“虎符”。其上一般都刻有铭文,并从中间一分为二,底部有合榫;右半部分存国君处,左半部分发给将领。军队的调遣必须以存在国君处的右半部分虎符与发给将领的左半部分虎符会合,作为凭信,否则不得调动军队。现存世的主要有三件秦虎符:杜虎符、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
    杜虎符,1973年冬,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郊区北沉村附近。 据考证,为战国时期秦国的器物。其上有铭文40字。又称“杜虎符”。其铭文如下:                                       
    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
    杜,地名,周为杜伯国,秦武公时成为杜县。 其大意是,兵甲之符,右半归国君掌握,左半由驻守杜地的将领掌握。凡用兵50人以上,必须会合国君的右半符,如果发生外敌入侵、边塞有烽火紧急军情,也可相机行事。                                                       
    新郪虎符,系传世品。最早著录于《秦汉金文录》。据王国维考证,该符是战国末年秦攻得魏地新郪后所造,是秦统一六国前二三十年间之物。其上有铭文40字。其铭文如下:        
兵甲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也。
    新郪,地名,在今安徽省太湖县北。其大意与杜虎符相同。                          
    阳陵虎符,系传世品。据王国维考证,该符为秦统一六国之后的文物。其上有铭文12字。其铭文如下:
    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从上可见,刻在“甲兵”虎符上的铭文就是关于军队调动的单行军事法规。
节是中国古代通行的凭证。最初是以竹节制成的,战国时期多以青铜铸成。其上有铭文,主要规定水陆通行的路线、车船数目等。常常几枚合成圆形的竹节状,作为通行的证件。其最著名者,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鄂君启节。                                                       
    鄂君启节, 1957年出土于安徽省寿县九里乡丘家花园。共4枚。该节用青铜铸成,腰部有一道竹节状隆起线,将器面分为上下两段,上长下短,节上有错金铭文。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舟节,1 枚,长31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有铭文164字,现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第二组是车节,3枚,长2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有铭文147字,每枚的铭文相同,现1枚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2枚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其舟节的铭文如下:
    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之月,乙亥之日,王处于茂郢之遊宫。大攻尹□□台王命命□□尹□□、□□尹逆、□□令□□,为鄂君启之府赓铸金节。屯三舟为一□□,五十□□,岁能返。自鄂往:逾沽,上滩,庚□□,庚□□阳,逾滩,庚□□,逾夏,内□□。逾江,庚彭□□,庚松阳,内泸江、庚爰陵。上江,内湘,庚□□,庚□□阳;内□□,庚鄙;内资,沅、□□、□□。上江,庚木关,庚郢。见其金节则母政,母舍□□□□。不见其金节战政。如载马牛羊台出内关,则政于大广,母政于。
其车节的铭文如下:
    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尸之月,乙亥之日,王处于□□郢之遊宫。大攻尹□□台王命命□□尹□□□□、□□尹逆,□□令□□,为鄂君启之府赓铸金节。车五十乘,岁能返。毋载金革□□箭。女马、女牛、女□□,屯十台当一车;如檐徒,屯廿檐台当一车,台毁于五十乘之中。自鄂往:庚阳丘、庚邡城、庚象禾、庚##焚、庚繁阳、庚高丘、庚下蔡、庚居□□、庚郢。见其金节则母政,母舍□□□□。不见其金节则政。
    该舟节和车节,由战国时期的楚国颁发。舟节是水路运输过关免税的凭证,车节是陆路运输过关免税的凭证。从其铭文可知,鄂君启节是楚国的大司马邵阳在襄陵击败晋军的那年,即夏##二月乙亥日,楚王命属下大臣为鄂君启的府库继续铸造金节而得的。舟节、车节的有效期为一年,只限50只(辆)船或车。
    舟节铭文记载了水路各条交通路线及所经关卡,要求沿途见此节就不要征税,但是也不必安排其馔食。若不见此节,则须征税。如果运载马牛羊出入关卡,就由大府征税,不必由关卡征税。
    车节铭文的大意是,陆路运输不得运载金属、皮革、□□竹、箭竹等军用物资。如果以马、牛、##驮载货物,就集10头以当一车。若是挑担之徒,则以20担当一车。以上折合车数须从50辆车总数中减去。最后,记载陆路交通路线,要求沿途关卡见此金节不征税,否则要征税。
    从秦虎符、楚鄂君启节铭文内容可以推测,战国时期直接将有关军队调遣的法规和有关交通运输、征税的法规刻在符、节之上,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些法令,以保证当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需要。
    ③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所见法律
    简牍,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行用商朝至南北朝时期。此间,也用简牍来抄写法律。据《左传》定公九年记载,早在春秋末期(约公元前6世纪左右),郑国大夫邓析就私自编了一部“刑书”,并把它抄写在竹简上,史称“竹刑”。可见,春秋末期已有将法律抄写在竹简上的习惯。战国以后,随着成文法运动的发展,各诸侯国纷纷颁布法律,于是出现了大批的书写法律的简册。到了汉代,抄写法律、诏令的简牍,则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形式。按照当时的规定,简牍的长短与其所记载的内容都有一定的关系。一般的文书,均用一尺之简牍;而皇帝的诏书,则用一尺一寸之简牍。据说,西汉初期,汉文帝给匈奴大单于的诏书简牍长一尺一寸,其上写道:“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但是,投降于匈奴的汉人中行说则令单于用一尺二寸之牍给汉文帝回信,“倨傲其辞”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而且所用的印封都比汉文帝所用的要大。 专门用以书写法律的简牍更长一些。《盐铁论·贵圣》有“二尺四寸之律”的说法,《史记·酷吏列传》有“三尺法”的记载,而《汉书·朱博传》则有“三尺律令”的记载。
    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各地区的战国、秦汉墓中发掘了大量的简牍。与战国时期法律有关的简牍,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出土。如,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银雀山汉简,其中保存有战国时期的法律史料——《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被认为与战国时期齐国的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秦简,其中大多是抄写秦律的竹简。1979年至1980年,四川青川县战国秦墓又出土了秦木牍《为田律》。1986年11月至1987年1月,在湖北荆门市包山2号战国楚墓中,出土了400余支竹简,其司法文书部分有助于了解战国时期楚国的司法审判制度。
   (二)各诸侯国法律制度的转型
    1.法律性质的转变
    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奴隶制法律转变为封建制法律。法律体现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维护封建财产所有权
    战国时期所公布的法律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如《法经》将《盗法》列于篇首,主张“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秦律中设有“盗罪”,惩罚严厉,盗采桑叶一片,罚劳役30天;保护土地私有权,严禁“盗徙封”(即私自移动田界)。
    (2) 以封建等级制取代奴隶制等级制
    在各国变法中,均采取了以军功授爵的政策,取消以宗法制为核心的世卿世禄制,并在法律中确定下来,建立了封建等级制。如商鞅变法时定二十级爵。
    (3)建立并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变法改革中,各国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封建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并以相应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2.法律内容的变化
    (1) 法律调整的范围扩大,规定更加具体细密
    不仅有刑事法律规范,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非刑事的社会关系需要用法律来调整。因而颁布了大量的非刑事法律,法律开始进入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同时,法律规定也更加具体、细密。如秦的《仓律》规定了收获物的收藏、保管、放置、统计、加工、发放,以及种粮的保管、每亩地使用种粮的数量,等等。
    (2)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出现了新的刑种
    各国虽然继承了奴隶制的“五刑”,大量适用肉刑和死刑,如族诛、戮、车裂、刖刑等。但是,从总体上看,刑罚开始从野蛮走向文明,其标志就是赎刑被广泛适用,并出现了徒刑。
    赎刑在西周的《吕刑》中首创,但当时只适用于罪疑的,,, , 案件。春秋末期赎刑被广泛适用。如《国语·齐语》记载,为加强军事力量,齐国法律规定: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贵盾一戟。
    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徒刑,战国时期在各诸侯国广泛流行。战国时期的齐国已经将这种刑罚称为“徒”,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引起法律制度变革的, 反映,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徒刑这一刑种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从奴隶社会将罪犯罚为官奴隶之制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从将罪犯罚为官奴隶,到将罪犯判处徒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罚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从此,徒刑成为封建刑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司法组织及其活动
    战国时期,司法审判权相继由新兴地主阶级掌握。各诸侯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司法组织。各诸侯国除了国君享有最高审判权之外,还在中央设置了专门的司法机构,如秦国设有廷尉,楚国设有廷理,齐国设有大理,魏国设有司寇。地方司法审判权则由郡县行政长官兼理。各诸侯国审判时都依据各自的法律和习惯。
    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封诊式》中记录了一些案件,是秦国司法审判活动的真实记载。从中可以看到,秦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司法审判制度。如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后,要把当事人的姓名、身份、机关、是否有前科等问题写成书面报告;然后前往现场勘验、调查,每一过程都要作笔录;庭审时要听取当事人双方的口供,可进行刑讯;最后,司法机关作出判决。整个审判过程都记录下来,制作成“爰书”。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秦朝。

    二、李悝与《法经》                                                          
    (一)李悝的变法实践                                                           
    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进行变法的一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第一位国君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96年)招纳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帮助改革。其中成效最大的是李悝变法。
    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魏国人。法家学派始祖,三晋地区最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初为北地守,后任“魏文侯相”和“魏文侯师”,主持魏国的变法,在政治、经济、法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封建制的改革。他最突出的事迹,就是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立法经验,并对成文法运动进行了理论概括,完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至此,法家思想才初步形成一个体系,法家才成为一个学派。从而,李悝获得了战国初期法家始祖的地位,谱写了“以法治国”的时代篇章。                                        
    李悝变法实践的主要内容是:                               
    (1)“尽地力之教”与“平籴法”
    这是李悝在经济领域实施的重要改革措施。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废除“井田”的疆界,鼓励自由开垦耕地,勤谨耕作以增加生产,培植封建的个体小农经济。《汉书·食货志》记载:“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为八十万石矣。”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认为,“籴甚贵则伤民,甚贱则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即:粮价太贱,农民入不敷出,生活困难,国家就要贫困;粮价太贵,城市居民负担不起,生活困难,就要流浪他乡。为此,他制定了平衡粮价的“平籴法”,就是把好年成分成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成上、中、下三等;好年成时,农民交纳什一之税,留下自己用的粮食外,其余的由政府按定价收购;坏年成时,又由政府平价售出。这样可以“取有余以补不足”,稳定小农经济。
    其经济改革的目的是:第一,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从而调动土地所有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巩固封建性的行政与赋税制度,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来划分居民,并保证国家的“什一之税”;第三,通过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协调农业生产者和城镇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抑制商人囤积居奇,以保障国家的政治稳定。   
    (2)赏罚必当的“为国之道”
    据《说苑·政理》记载,李悝提出了“为国之道,食有节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改革措施。这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在任用官吏上,要打破以往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废除贵族的一系列特权,任用大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能有功之士。
    其二,在行赏施罚方面,要做到有功有劳的一定要赏,有罪有过的一定要罚。
    (3)“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李悝总结了春秋末期以来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结合魏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典。这是李悝在中国法律史上的最大贡献。李悝也因此而奠定了自己在法家学派开山鼻祖的地位。
    (二)《法经》的体例及其主要内容                                                 
    李悝作《法经》之事,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中没有提起,《史记》、《汉书》也只字未提。现有文献中,最早提到《法经》的是保存在《晋书·刑法志》中的三国时期曹魏陈群、刘劭等作的《魏律·序》,其云:                                                                                                                                                                                    
    新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        
    《晋书·刑法志》在追述曹魏之法时则说: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为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唐律疏议》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可见,李悝的《法经》是在总结春秋末期郑、晋“铸刑书(鼎)”以来法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是后世封建法典的雏形。                             
    《法经》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盗法》、《贼法》列于篇首。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则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三)《法经》的历史地位
    《法经》所明确的“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为历代王朝奉为制定法典圭臬,其体系也为后世的律典沿袭。因而有学者评价《法经》“其源最古”,并在中国古代律系表中将之列于首位。
    《法经》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滥觞。
    (2)《法经》的出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经》的出现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4)将实体法(《盗法》、《贼法》、《杂法》)和程序法(《囚法》、《捕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导法律实践活动。
    (5)《法经》的出现,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理、修订、解释和研究。
    因此,《法经》是新式法典的集中体现,是封建成文法典的雏形。但遗憾的是《法经》很早就已经失传了。《晋书·刑法志》等文献中,只保留了其大致的框架。明代末期,董说《七国考》所引西汉末年学者桓谭《新论》中有关《法经》的片断,是伪造的,不足为信。

    第四节  商鞅变法及其影响

    引例:
    商鞅被诬谋反案                                                          
    战国初期秦国发生的著名案件: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此举损害贵族们的利益,招致其不满。商鞅又因刑及太子傅,得罪太子。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兵攻商君,杀之于郑渑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一、商鞅的变法实践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公孙氏,名鞅;因是卫公的同族,亦称卫鞅;因出身魏国国君的疏远宗族,又称魏鞅;因功被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而号商君,史称商鞅。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法家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之一。“少好刑名之学”,曾任魏国“相”公叔痤的家臣,熟悉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理论、实践。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为富国强兵,下令求贤。商鞅携带李悝的《法经》入秦,并取得秦孝公信任,初任左庶长,后升为大良造。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两度主持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使秦国后来者居上,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为秦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秦孝公死后,因陷害被车裂而死。是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者,以重“法”而著称。  
    商鞅第一次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9年(一说公元前356年)。其主要内容是:
    (1)“改法为律”
     以《法经》为, , 蓝本,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加以修订、扩充,改“法”为“律”,制定, , 了秦律。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法典基本上以“律”为名。
    (2)制定“连坐法”
    《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颁行秦国,励行法治。
    (3)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世卿世禄制及其一切特权
    《史记·商君列传》:“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韩非子·定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史记·商君列传》:“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使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即使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4) 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史记·商君列传》:“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其第二次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0年,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
    《史记·商君列传》:“开阡陌封疆”。《汉书·食货志》:“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
    (2) 普遍推行县制
    《史记·商君列传》:“集小都、乡、邑、聚(村落)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一说四十一县或三十县)”。县令、县丞等地方官,由国君直接任免,集权于中央。
    (3) 颁布“分户令”,按户口征收军赋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为利于开垦荒地和增加赋税收入,明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并禁止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旧俗。
    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清理了贵族的政治经济势力,一方面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从而使秦国从不被人重视的“夷狄之邦”,一跃而成为令人畏惧的强国。                                                  
    二、商鞅变法对秦国法制的影响及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
    商鞅变法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清理了旧贵族的政治经济势力,另一方面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其他法家代表的改革,从而使秦国从不被人重视的“夷狄之邦”,一跃而成为令人畏惧的“战国七雄”之首,为后来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的秦律,对于秦法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秦汉以后的封建法典都以“律”为名;提出了一系列的“法治”理论和推行“法治”的方法,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央集权制,为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正如东汉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第五节   银雀山汉简与齐国法制

    引例:
    “夫盗钱三百”案                                                          
    战国时期发生在秦国的案件:
    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可(何)以论妻?非前谋殹(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夫盗二百钱,妻所匿百一十,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以百一十为;弗智(知),为守臧(赃)。

    一、银雀山汉简概述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县城南银雀山两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四千余枚汉简。据推断,银雀山汉简是在西汉文帝、景帝至武帝初期抄写而成的。其中,与法律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古佚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可以视作战国时期齐国的法律史料。
    发掘者据其出土文物推断,1号墓的主人姓“司马”,其本人或其家族是长期担任“司马”一职的军官,因而1号墓中出土大量的兵书绝非偶然。自古“兵刑合一”,兵书中包含有法律史料,也是很正常的。

    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一)关于《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篇题
    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两块木牍,其中完整的只有一块,上面貌以墨书抄列竹书篇题如下:
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法、上扁(篇)、下扁(篇)凡十三。
    值得注意的是,13篇里《守法》、《库法》、《市法》、《李法》、《田法》这五篇的体例比较接近,有共同的特有的词语(如某啬夫),标题也彼此相似。如果加上未找到简文但标题类似的《委法》,在13篇次序中正好占了1、3、5、7、9、10六篇。换句话说,除末一篇《田法》外都居奇数,这很难说是偶然的。对此,有学者提出一个假设:这些篇佚书的底本是一幅帛书,分上下两栏书写,和长沙马王堆帛书《胎产书》、《隶书阴阳五行(暂名)》等一样。上面一栏所写各篇较短(只有《田法》达1064字),故篇数较多,同时下面一栏写到最后还可留下空白。帛书各篇排列(按竹简次第编号)或许是这样:
                   13   12   10   9   7   5   3   1
                     11     8     6   4   2
    次序应自右向左分栏读,即:《守法》、《库法》、《市法》、《李法》、《委法》、《田法》、《上篇》、《下篇》、《要言》、《王兵》、《守令》、《王法》、《兵令》。在用简抄写时,抄手误按一上一下的次序录写,结果成为木牍现有的次第。
    该木牍的腰部尚有残存的系绳痕迹,因而可能原本是捆在简册书帙外面的题签,以便于检索,类似现代书的目录。整理小组以此为线索,并依据简的形制、书写格式及内容等特点,将散乱失次的竹简整理出10篇文字。其中,由于《守法》、《守令》两篇竹简已经散乱残缺,很难分出《守法》与《守令》两篇,故暂时将二者合为一篇;也无法从《上篇》与《下篇》这两篇的篇题本身来推断其内容,整理小组怀疑这两篇就是简本《六韬》,但是目前尚无证实这种假设的直接证据,因此整理的本子中暂缺这两篇;《委法》篇的内容是有关物资委积的,但是13篇中的《王法》、《田法》、《守法》、《守令》、《库法》等篇都涉及粮食与军用物资的委积,目前整理出来的与委积相关的简文已经分别编入这五篇之中,此类简文中可能有一些属于《委法》篇,但整理小组找不出它们确实属于《委法》而不属于以上所列举五篇的根据,因而在整理的本子中,《委法》篇目前只有标题而缺响应的简文。因此,这种古佚书现整理出来了10篇文字,称之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二)关于《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成书年代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成书年代,应早于其抄写成简文的年代,即西汉文帝、景帝至武帝时期。 具体说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应在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之前, 一种则认为这13篇大概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两种看法大致相同,但也略有区别。前者的主要论据是商鞅“改法为律”,商鞅变法之前称为“某法”,变法之后称为“律”,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篇题无一称律者,除《要言》、《王兵》、《守令》、《兵令》、《上篇》、《下篇》之外,皆称为“某法”,因而这13篇当成书于商鞅变法之前。
    但是,这13篇中的《田法》、《库法》、《市法》、《李法》等称“某法”之篇是否属于法律名称还不能肯定,因此这种看法的前提是否成立,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后者主要是从13篇的内容来分析,认为它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形势,并与某些传世文献有相似的内容,其所用的历法也可佐证不会晚于战国时期。从《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所用的历法、出土地点以及与之同时出土的各种古籍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来看,它无疑是产生在齐国。比较而言,后一种看法比较准确,
    公元前357年,邹忌以“鼓琴”游说齐威王,被任为相国。于是,邹忌开始在齐国变法改革,推行法家政策。法家思想在齐国的发展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末期,齐桓公经鲍叔牙推荐,重用管仲为相,支持国政。为了推行富国强兵的路线,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日益富强,第一个取得了春秋霸主的地位。管仲的政治法律思想对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被后人奉为法家学派的先驱。战国初期,齐国在其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北)的西城门即稷门之外“稷下”这个地方设立学堂,叫做“稷下之学”,招徕各诸侯国不同学派的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议论政治。许多著名学者如慎到、环渊、邹衍、荀子等都在此讲过学,尤其是慎到长期在稷下讲学,为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起过重大的作用。法家思想在齐国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齐法家”一派。一般认为,今存《管子》一书就是其代表作。
    邹忌、慎到等人非常重视“法”,主张修订法律,“事断于法”,奖励耕战,要求加强对官吏的治理。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我们无法了解当时齐国法制的总体情况。虽然《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不是法律文书,但是其中保留了大量的齐国法制的信息。从这些相关的内容分析,可知其主体思想与邹忌、慎到一派的齐法家思想是相吻合的。从这点也可认定,《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成书时代应该在邹忌改革之后。
   (三)关于《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性质
    关于其性质,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是古佚书,属于论文性质。 也有学者认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原非一个整体,而是抄写人出于某种需摘抄的法令、文书或论著,现在所见简文很可能是后人的再抄件;按其性质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包括《守法》(《守令》)、《库法》、《市法》、《李法》、《田法》和《委法》,应当是当时齐国通行的法令;一部分包括《要言》、《王兵》和《兵令》等篇,是文书或论著。[101]
    这两种看法的分歧在于:《守法》、《库法》、《市法》、《李法》、《田法》等是否战国时期齐国的法令。
    主张《守法》、《库法》等是齐国法律、令的理由是:第一,简文已经明确标明法的名称;第二,其条文既有规范性,又有惩治违犯规范的行为的刑罚手段;第三,需多条文及内容与湖北发现的、大部分制定于战国时秦国的法律相似。
    仔细审读简文,这种观点的论据似乎有可商榷的余地。首先,从《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简文来看,不能明确断定《守法》、《库法》、《市法》、《李法》、《田法》、《委法》在木牍上均有的篇题名称在简上都已标明,因为简上标题只见有《守法》、《库法》和《李法》;另有《委积》,整理小组怀疑即《委法》之别名。这些标题虽然称为“某法”,但是在此处并不能认定就是法的名称,正如《管子》一书有《七法》、《版法》、《兵法》、《任法》、《明法》篇,我们不能以商鞅“改法为律”为据,认为凡是称为法的就必定是商鞅之前的法律。其次,从上述这些标题为“某法”的简文的内容来看,其与云梦秦简所见秦律有相当大的区别。其中,某些简文确实既有规范性又有惩治违犯规范的行为的刑罚手段;但是,统观全部的简文,除《李法》篇因简太少难以确定之外,其它各篇如《守法》《库法》、《市法》、《田法》的简文均有论述性的倾向而缺乏法典化的明显标志。
    这样看来,将《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守法》、《库法》、《李法》、《市法》、《田法》、《委法》等认定为齐国的法令,显然是不妥当的。应该说,这些也属于论文形式的古佚书。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一方木牍将这13篇的篇题列在一起,很明显,墓主人是将这13篇归为一类的。因而将《守法》、《库法》等作为古佚书似乎更符合其本来的面目,更合理一些。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战国时期齐国有《库法》、《田法》和《市法》等法令的可能性,但是这与对简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定性是两码事。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是齐国的古佚书,毫无疑问,其中也摘抄了一些当时齐国律令的条文。这样说更妥当吧。
    (四)《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主要内容
    《守法》(《守令》)  共有简46支。整理小组注释说:[102]                              
    本篇所收各简皆言守御之事,内容多于《墨子》之《备城门》及《号令》等篇相近,疑当属见于标题木牍之《守法》及《守令》两篇。由于竹简原已散乱残缺,不易肯定何者为《守法》,何者为《守令》,故暂合为一篇。
    从其内容来看,既论述了城池规格、防御设施、守城人员和器械的配置及守城策略,又摘抄了一些作战军令。
    《要言》  有简18支,其标题简未见。整理小组注释说:[103]                           
    本篇所收各简,简式与见于标题木牍之《守法》、《市法》、《库法》等篇属于同一类型,字体亦相近,内容为格言之汇集,疑当属见于标题木牍之《要言》篇。
    从其内容来看,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杂采战国儒法等家思想,既论述治身、治家和治官、治国,又谈到了法制、军事、道德以及对内与对外关系。简言之,所谓“要言”就是治国之要言。    
    《库法》  有简20支。库是制造、收藏保管兵器、城池防御等军事物资和农具等农用物资的重要机构。本篇的内容主要涉及县库的设置、职权范围,以及所收藏、制造的武器、城池设施等规格,同时还抄录了库的有关主管官吏的职责和要求严格的出入库验收、保管的法令。
    《王兵》  有简24支。整理小组解释说:[104]                                          
    此篇所收各篇,其内容分别见于《管子》之《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今据文义,并参照上举《管子》各篇文字,系联为一篇。本简之简式、字体,与《守法》、《库法》、《市法》等篇属于同一类型;篇末又有“王兵者必三具”一段文字,当即见于标题木牍之《王兵》篇。以《王兵》篇对校《管子》相关各篇,可以看出后者是以《王兵》或与《王兵》同类的作品为底子,经过割裂、增益、拼凑形成的。为了把《王兵》与《管子》相关各篇的关系显示出来,我们编了《王兵》与《管子》各篇对照表,附在《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之末。关于《管子》各篇窜改《王兵》的痕迹,将在对照表的后记里指出,校注中从略。
    并在《后记》中指出:[105]
    《参患》等篇大约是根据《王兵》或与《王兵》同类的作品改编而成的。《王兵》篇的成书年代应该比《管子》相关各篇为早。
    其内容主要论述治军、征战的原则,属于兵书无疑。
    《市法》  有简26支。整理小组注释说:[106]                                         
    本篇所收各简,从内容看当属于标题木牍所记之《市法》篇。此篇标题简未发现。
    该篇论述了设立市的必要性及市的规模、布局和税收等市场管理问题。
    《李法》  仅有简7支,残缺过多。整理小组注释说:[107]                              
    本篇所收各简,皆言处罚官吏之事,且有“置李”、“李主法”等语,当属于标题木牍所记之《李法》篇。古书有《黄帝李法》。《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繇(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注:‘苏林曰:狱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将。孟康曰:兵书之法也。师古曰:, 李者,法官之号也,总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称其书曰李法。苏林说近之。’”竹书之《李法》不知与《黄帝李法》是否有关。
    关于《汉书·胡建传》所引《黄帝李法》一事,《说苑·指武》也见载,只是《黄帝李法》作《黄帝理法》。李、理二字古代通用。本字为“李”,后衍为“李”。《管子·小匡》说:“弦子旗为理。”注:“理,狱官。”[108]又,《管子·法法》:“, 皋陶为李。”注:“古治狱之官。作此李官。”[109]从师古注中可知道,“理”最早是军队中的官名,“主征伐刑戮之事”。古代兵刑不分,因而“理”从军事长官之名演变为法官的名号。从简文推测,战国时期可能齐国的法官就称为“理”。
    《王法》  有简24支,未见标题简。整理小组注释说:[110]                             
    本篇所收各简,简式、字体与《守法》等篇相似,篇中孙论乃王者之道,疑当属于标题木牍所记之《王法》篇。
    其内容杂及道德、仁义、等级、法制、富民等治国方略,杂揉了先秦儒、法、道等各家观点,与《管子》一书的基本思想类似。[111]
    《委积》  整理小组注释说;[112]                      &nb, sp;    &am, p;nb, sp;  &nbs, p; &n, bsp;  ,   ,               
    标题木牍所记篇名有《委法》,但未发现书《委法》之名的标题简,此标题简格式、书法与《守法》、《库法》等篇标题简相同,疑《委积》即《委法》之别名。我们不能肯定,在银雀山一号墓所出竹简中,究竟哪些简是属于《委法》篇的。如果“委”是指粮食等物的为积,也许此篇竹简已被我们混入第七篇(王, 法)或第九篇(田法)中了。如果“委”是指军用物资的委积,则此篇竹简也许已被我们混入第一篇(守法、守令)或第三篇(库法)中了。
    《田法》  有简35支,未见标题简。整理小组注释说:[113]                            
    本篇所收各简,从内容看当属见于标题木牍之《田法》篇。
    其内容涉及古代土地制度,包括农业生产劳作、农田的产量、田亩制度、户籍管理、税赋制以及刑制。从文字结构来看,开首一段同于《尉缭子·兵谈篇》,后面多似《管子·乘马》,有的地方还类于《立政》;其全篇的思想内容与《管子·乘马》最为近似。[114]
    《兵令》  有简35支。整理小组注释:[115]                                          
    此篇文字与传本《尉缭子》之《兵令》篇相合,但其简式、字体及标题简之形制,皆与《守法》等篇相似,而和银雀山竹书中与传本《尉缭子》相合之其他各篇不同,故定此篇为标题木牍所记之《兵令》篇,而不收入简本《尉缭子》中。传本《尉缭子》分《兵令》为上下两篇,简本不分。
    其所论乃治军之道,涉及军队的作用、军队建设及严明军纪、军法的必要性等问题。
    (五)齐国法制之管窥                                                             
    战国时期,齐国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其政治、经济比较发达,在关东诸国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关于战国时期齐国的法制状况,先秦文献中有零星的记载。明末董说《七国考》一书辑有《田齐刑法》(卷12)。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无法看到齐国法制的全貌。银雀山汉简中的古佚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与齐国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透过它可以窥见齐国法制之一斑。
    齐国的成文法在文献中多有所反映。如,《周礼》之《天官·大宰》、《地官·大司徒》、《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中有“悬法于象魏”——公布法律的记载。据此,每年正月之吉,大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分别悬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于“象魏”,使万民观之;另外,《周礼》之《秋官》中还有“布宪”一职官,其职“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邦之旌节,以宣布于四方”。尽管学者们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有不同的认识,或认为是战国时代齐国的作品;[116] 或认为成书于汉初,但其所记载的每年颁法之举,亦本于商、管之书。[117]《管子·立政》也论及此事。不过,我们将《周礼》、《管子》中有关颁布法律之事看作是战国时期齐国颁布法律的真实写照,似乎并不为过。
    关于齐国的法律形式。有一点值得注意:检索《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通篇未见有称“律”者,大多称为“法”,如《库法》、《市法》、《田法》、《李法》、《委法》。虽然在简牍中是篇题名称,齐国是否存在同样的法律名称尚有待于新的考古资料的证实,但是,至少可以由此推测:“法”在齐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律形式。邹忌几乎与商鞅同时代,因此可以说,商鞅“改法为律”的成果可能只影响到三晋地区,如魏有《户律》、《奔命律》。齐国在文化传统上与三晋地区有别,因此可能没有接受商鞅“改法为律”的改革措施,其法律仍称为“某法”。除了“法”这一法律形式之外,“令”也是齐国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在《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古佚书中就摘抄了当时的“令”。
    其《守法》篇第785号简释文:[118]
    守城之令,主人毋得与客言,毋得遇……
   《守法》篇第810、811号简释文:[119]
    诸官府室屋墙垣及家人室屋器械可以给城守者尽用之,不听令者斩。
    从第785号简文分析,当时齐国可能有“守城之令”,“毋得……”这一句式就是法律用语,该简文可能就是从齐国的“令”中摘抄下来的。第810、811号简文亦如此。《王法》篇中抄录了关于亲死无埋葬礼仪规格的法令:[120]
    岁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十月冬依必具,无余布人##(四十)尺,余帛人十尺者,亲死不得##。中□之木把##以上,室中不盈百枚,亲死不得为椁。无井者,亲死不得浴。无堂者,亲死不得肄。
    但是,从总体上看,似乎《田法》、《库法》、《李法》、《市法》、《守法》等篇中保存的法令片断较多。
    关于齐国法律的内容。《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涉及到齐国的军事法制(如《守法》篇)、经济法制(如《田法》篇涉及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库法》篇涉及兵器等物资收藏、管理,《市法》篇涉及市场管理)方面,带有浓厚的“富国强兵”的色彩。这一点总体上与秦律相近。但是,从《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内容来看,齐国法律与秦国法律除法律形式上不同之外,内容上也有较大的差别。这表现在齐国的司法组织和刑罚体系与刑名都很有特色。
    《李法》篇第892号简有“置李者”一语,第894号简有“李主法”一语。“李”者,“理”也,法官之号。据此推测,齐国的负责审判的司法官可能是称为“理”。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合。《管子·小匡》:“弦子旗为理。”注:“理,狱官。”[121]
    简文中所见齐国的刑罚体系包括死刑、肉刑和徒刑。斩,见于《守法》、《兵令》篇;《战国策·齐策六》、《吕氏春秋·贵直论》均见有“斮”,高诱注:“斮,斩”。[122]文献中还见有其他的死刑处刑方法,如:《吕氏春秋·至忠篇》、《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国有“烹”,《史记·苏秦传》、《战国策·楚策一》记载齐有“车裂”刑,《史记·燕世家》之《集解》引《竹书纪年》有醢,《韩非子·内储说上》见有戮尸。肉刑即“黥刑”,见于《田法》篇的,只是作为附加刑;《韩非子·内储说下》、《晏子春秋·杂上篇》所见齐国的肉刑,还有刖刑。
    相对而言,简文所见齐国的徒刑资料比较特殊和珍贵。《田法》篇所引法令规定,对每年少交纳税赋者,根据不同的情况,要处以不同等级的刑罚:[123]                                                        
    卒岁田少入五十斗者,□之。卒岁少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
《李法》篇有:[124]
     ……为公人三日。李主法,罚为公人一……
……□弗能得者,□啬夫以其官罚□国城一岁,地……
关于其中的“公人”,整理小组注释:[125]                                                 
    公人指被罚为公家服役的人,参看前第六篇(李法)。自此至“……刑以为公人”一段,言处罚缺粮农民之法,其意与商鞅变法“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相近。
    因此,有学者认为,“罚为公人”是一种徒刑。[126]也有学者推测,这种作刑类似于秦简所见的“隶臣”。[127] 将“公人”视为齐国法律中的徒刑名称,是正确无误的。


    问题与思考
    “封守”案 [128]                                                                                              
    封守  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几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甲党(倘)有【它】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无)它当封者。”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侍(待)令。
    结合本案,思考战国时期司法制度的变化及其特点。

参考书目
   1.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2003年。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中华书局1981年。
   4.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修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5.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6.吴荣曾:《试论先秦刑罚规范中所保留的氏族制残余》,《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7.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

参考法规
    1.《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2.《晋书·刑法志》:“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3.《唐律疏议》:“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
    4.《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银雀山汉墓竹简(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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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木牍所记篇名有《委法》,但未发现书《委法》之名的标题简,此标题简格式、书法与《守法》、《库法》等篇标题简相同,疑《委积》即《委法》之别名。我们不能肯定,在银雀山一号墓所出竹简中,究竟哪些简是属于《委法》篇的。如果“委”是指粮食等物的为积,也许此篇竹简已被我们混入第七篇(王法)或第九篇(田法)中了。如果“委”是指军用物资的委积,则此篇竹简也许已被我们混入第一篇(守法、守令)或第三篇(库法)中了。
    《田法》  有简35支,未见标题简。整理小组注释说:[113]                            
    本篇所收各简,从内容看当属见于标题木牍之《田法》篇。
    其内容涉及古代土地制度,包括农业生产劳作、农田的产量、田亩制度、户籍管理、税赋制以及刑制。从文字结构来看,开首一段同于《尉缭子·兵谈篇》,后面多似《管子·乘马》,有的地方还类于《立政》;其全篇的思想内容与《管子·乘马》最为近似。[114]
    《兵令》  有简35支。整理小组注释:[115]                                          
    此篇文字与传本《尉缭子》之《兵令》篇相合,但其简式、字体及标题简之形制,皆与《守法》等篇相似,而和银雀山竹书中与传本《尉缭子》相合之其他各篇不同,故定此篇为标题木牍所记之《兵令》篇,而不收入简本《尉缭子》中。传本《尉缭子》分《兵令》为上下两篇,简本不分。
    其所论乃治军之道,涉及军队的作用、军队建设及严明军纪、军法的必要性等问题。
    (五)齐国法制之管窥                                                             
    战国时期,齐国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其政治、经济比较发达,在关东诸国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关于战国时期齐国的法制状况,先秦文献中有零星的记载。明末董说《七国考》一书辑有《田齐刑法》(卷12)。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无法看到齐国法制的全貌。银雀山汉简中的古佚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与齐国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透过它可以窥见齐国法制之一斑。
    齐国的成文法在文献中多有所反映。如,《周礼》之《天官·大宰》、《地官·大司徒》、《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中有“悬法于象魏”——公布法律的记载。据此,每年正月之吉,大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分别悬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于“象魏”,使万民观之;另外,《周礼》之《秋官》中还有“布宪”一职官,其职“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邦之旌节,以宣布于四方”。尽管学者们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有不同的认识,或认为是战国时代齐国的作品;[116] 或认为成书于汉初,但其所记载的每年颁法之举,亦本于商、管之书。[117]《管子·立政》也论及此事。不过,我们将《周礼》、《管子》中有关颁布法律之事看作是战国时期齐国颁布法律的真实写照,似乎并不为过。
    关于齐国的法律形式。有一点值得注意:检索《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通篇未见有称“律”者,大多称为“法”,如《库法》、《市法》、《田法》、《李法》、《委法》。虽然在简牍中是篇题名称,齐国是否存在同样的法律名称尚有待于新的考古资料的证实,但是,至少可以由此推测:“法”在齐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律形式。邹忌几乎与商鞅同时代,因此可以说,商鞅“改法为律”的成果可能只影响到三晋地区,如魏有《户律》、《奔命律》。齐国在文化传统上与三晋地区有别,因此可能没有接受商鞅“改法为律”的改革措施,其法律仍称为“某法”。除了“法”这一法律形式之外,“令”也是齐国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在《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古佚书中就摘抄了当时的“令”。
    其《守法》篇第785号简释文:[118]
    守城之令,主人毋得与客言,毋得遇……
   《守法》篇第810、811号简释文:[119]
    诸官府室屋墙垣及家人室屋器械可以给城守者尽用之,不听令者斩。
    从第785号简文分析,当时齐国可能有“守城之令”,“毋得……”这一句式就是法律用语,该简文可能就是从齐国的“令”中摘抄下来的。第810、811号简文亦如此。《王法》篇中抄录了关于亲死无埋葬礼仪规格的法令:[120]
    岁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十月冬依必具,无余布人##(四十)尺,余帛人十尺者,亲死不得##。中□之木把##以上,室中不盈百枚,亲死不得为椁。无井者,亲死不得浴。无堂者,亲死不得肄。
    但是,从总体上看,似乎《田法》、《库法》、《李法》、《市法》、《守法》等篇中保存的法令片断较多。
    关于齐国法律的内容。《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涉及到齐国的军事法制(如《守法》篇)、经济法制(如《田法》篇涉及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库法》篇涉及兵器等物资收藏、管理,《市法》篇涉及市场管理)方面,带有浓厚的“富国强兵”的色彩。这一点总体上与秦律相近。但是,从《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内容来看,齐国法律与秦国法律除法律形式上不同之外,内容上也有较大的差别。这表现在齐国的司法组织和刑罚体系与刑名都很有特色。
    《李法》篇第892号简有“置李者”一语,第894号简有“李主法”一语。“李”者,“理”也,法官之号。据此推测,齐国的负责审判的司法官可能是称为“理”。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合。《管子·小匡》:“弦子旗为理。”注:“理,狱官。”[121]
    简文中所见齐国的刑罚体系包括死刑、肉刑和徒刑。斩,见于《守法》、《兵令》篇;《战国策·齐策六》、《吕氏春秋·贵直论》均见有“斮”,高诱注:“斮,斩”。[122]文献中还见有其他的死刑处刑方法,如:《吕氏春秋·至忠篇》、《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国有“烹”,《史记·苏秦传》、《战国策·楚策一》记载齐有“车裂”刑,《史记·燕世家》之《集解》引《竹书纪年》有醢,《韩非子·内储说上》见有戮尸。肉刑即“黥刑”,见于《田法》篇的,只是作为附加刑;《韩非子·内储说下》、《晏子春秋·杂上篇》所见齐国的肉刑,还有刖刑。
    相对而言,简文所见齐国的徒刑资料比较特殊和珍贵。《田法》篇所引法令规定,对每年少交纳税赋者,根据不同的情况,要处以不同等级的刑罚:[123]                                                        
    卒岁田少入五十斗者,□之。卒岁少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
《李法》篇有:[124]
     ……为公人三日。李主法,罚为公人一……
……□弗能得者,□啬夫以其官罚□国城一岁,地……
关于其中的“公人”,整理小组注释:[125]                                                 
    公人指被罚为公家服役的人,参看前第六篇(李法)。自此至“……刑以为公人”一段,言处罚缺粮农民之法,其意与商鞅变法“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相近。
    因此,有学者认为,“罚为公人”是一种徒刑。[126]也有学者推测,这种作刑类似于秦简所见的“隶臣”。[127] 将“公人”视为齐国法律中的徒刑名称,是正确无误的。

 


    问题与思考
    “封守”案 [128]                                                                                              
    封守  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几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甲党(倘)有【它】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无)它当封者。”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侍(待)令。
    结合本案,思考战国时期司法制度的变化及其特点。

参考书目
   1.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2003年。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中华书局1981年。
   4.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修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5.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6.吴荣曾:《试论先秦刑罚规范中所保留的氏族制残余》,《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7.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

参考法规
    1.《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2.《晋书·刑法志》:“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3.《唐律疏议》:“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
    4.《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银雀山汉墓竹简(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

【注释】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366~13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论语·季氏》。
《墨子·明鬼下》。
《十三经注疏》下册,2043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十三经注疏》下册,2143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5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274~1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5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或认为,《周礼》关于“象魏”之制,是西周有公布法律之证。此说不足为据。对此,早在20世纪上半叶,钱穆已有驳斥。参见钱穆:《周官制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11期,1932年6月。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详见李力:《‘九刑’、‘司寇’考辨》,《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十三经注疏》上册,250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1366~13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春秋经》宣公十二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7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春秋经》成公十六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8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9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春秋经·宣公四年》。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6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9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1041~10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11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1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11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11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11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7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138页,上海:上海书店,1999。
杨宽:《古史新探》,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11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叔向云:“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恤,立谤政,制叁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276~12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226、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6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6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236~1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4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544~5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左传》宣公二年:“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6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545~5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杜注:“范宣子所用刑”,训“为”作“用”。案:范宣子是比赵盾
(赵宣子)稍后的人,活跃于晋厉公至晋平公时期,结合孔子所云“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杜注可从。应是
赵宣子作刑书,范宣子沿用。
《史记·赵世家》。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5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5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11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1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669~6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8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5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7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246页,上海:上海书店,1999。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52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1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451~473页,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819、8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8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以下多据吴荣曾:《试论先秦刑罚规范中所保留的氏族制残余》,《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另,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神判状况,参见夏之乾:《神判》,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
吴荣曾:《试论先秦刑罚规范中所保留的氏族制残余》,《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李力:《发掘本土的法律观:古文字资料中‘礼’及‘刑’、‘法’、‘律’字的法文化考察》,《法律史论集》第3卷,27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吴荣曾:《试论先秦刑罚规范中所保留的氏族制残余》,《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吴荣曾:《试论先秦刑罚规范中所保留的氏族制残余》,《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19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韩非子·定法》。
《韩非子·饰邪》。
《战国策·魏策四》。
《史记·屈原列传》。
《战国策·楚策一》。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250页,上海:上海书店,1999。
一说出土于陕西咸阳。参见胡留元、冯卓慧:《出土文物与长安法制》,14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221页,上海:上海书店,1999。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223页,上海:上海书店,1999。
《史记·信陵君列传》。
陕西省博物馆  黑光:《西安市郊发现秦国杜虎符》,《文物》1979年第9期。
陈直:《秦兵甲之符考》,《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马非百:《关于秦杜虎符之铸造年代》,《文物》1982年第11期;戴应新:《秦杜虎符的真伪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83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六卷,777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
《汉书·地理志》、《史记·秦本纪》。
王国维:《秦新郪虎符跋》,《观堂集林》(外二种,下),56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六卷,776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
王国维:《秦阳陵虎符跋》,《观堂集林》(外二种,下),56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六卷,778~783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01。
《史记·匈奴列传》。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银雀山汉墓竹简(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又,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平装本,1990年精装本。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包山2号墓竹简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又,参见陈伟:《包山楚简初探》,132~149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晋书·刑法志》。
[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名例》,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年,1983。
《晋书·刑法志》。
程树德:《汉律考序》,《九朝律考》,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杨宽:《战国史》之“后记”,601~60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李力:《从几条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史料辨析<法经>》,《中国法学》1990年第2期。
《史记·商君列传》。
[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名例》,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年,1983。
本节参考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编写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按:银雀山汉简出土后,其发掘简报、释文首先发表于1974年~1977年的《文物》杂志;其中,《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还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85年9月,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编写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图版、摹本和释文;该书(二)、(三)部分包括“佚书丛残”及“散简”、“篇题木牍”和《元光元年历谱》,尚在出版中。1985年12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平装本《银雀山汉简释文》(秦汉魏晋出土文献之一,吴九龙释)。
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竹简基本上是古代书籍,可分为现有传本的书籍和古佚书两类,其中古佚书占大部分。现有传本的书籍包括:《孙子兵法》(包括佚文4篇)、《尉缭子》、《六韬》、《晏子》;古佚书类有:《孙膑兵法》、《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地典》、《唐勒》以及论政和论兵的文章(包括《十官》、《五议》等40余篇)、《相狗》、《作酱》等杂书。此外,还有大量的残简仍在继续整理之中。这些现有的传世古籍和古佚书的发现,纠正了传世文献所载史之误,解开了以往研究中久讼不决疑案之谜,在研究古籍源流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重用作用。2号墓出土的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可以订正千年来沿袭宋人《资治通鉴目录》之误。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虽系兵书,但其中有许多军事刑法的内容,是研究先秦军事法的重要史料。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23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以上两段见李学勤:《〈田法〉讲疏》,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350~351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吴九龙释:《银雀山汉简释文》,1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同:《银雀山汉简释文》,1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之“编辑说明”,1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之“编辑说明”、“银雀山汉墓竹简情况说明”,1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吴九龙
《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同:《银雀山汉简释文》,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1] 刘海年:《战国齐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
[102]《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3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3]《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3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4]《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36、13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5]《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5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6]《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4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7]《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4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8] 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五),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1版;1986,第5次印刷。
[109] 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五),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1版;1986,第5次印刷。
[110]《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4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11] 刘海年:《战国齐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
[112]《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4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13] 《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4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14] 李学勤:《〈田法〉讲疏》,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362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115]《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5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16] 杨向奎认为《周礼》是战国时齐国的作品(《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顾颉刚则认为《周礼》出于齐国和别国的法家(《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
[117] 彭林:《〈周书〉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1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18]《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2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19]《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2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20]《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4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21] 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五),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1版;1986,第5次印刷。
[122] 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六),1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1版;1986,第5次印刷。
[123]《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4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24]《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4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25]《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释文、注释”部分,14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26]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
[127] 李学勤:《〈田法〉讲疏》,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360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128] 《睡虎地秦墓竹简》,24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更新日期:20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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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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