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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秦朝的法律制度

   

    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是由战国后期的一个诸侯国秦国发展而来统一的大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

    秦王嬴政(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于公元前221年以武力兼并六国,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后,建立起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为此,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树立了绝对的皇权,推行郡县制。但仅传二世即灭亡。

    第一节   立法概况

    引例:

    “群盗”案

    此案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后被编入《封诊式》以供官吏学习,流传至秦朝:

    群盗  爰书:某亭校长甲、求盗才(在)某里曰乙、丙缚诣男子丁,斩首一,具弩二、矢廿,告曰:“丁与此首人强攻群盗人,自昼甲将乙等徼循到某山,见丁与此首人而捕之。此弩矢丁及首人弩矢殹(也)。首人以此弩矢□□□□□□乙,而以剑伐收其首,山俭(险)不能出身山中。”【讯】丁,辞曰:“士五(伍),居某里。此首某里士五(伍)戊殹(也),与丁以某时与某里士五(伍)己、庚、辛,强攻群盗某里公士某室,盗钱万,去亡。己等已前得。丁与戊去亡,流行毋(无)所主舍。自昼居某山,甲等而捕丁戊,戊射乙,而伐杀收首。皆毋(无)它坐罪。”●诊首毋诊身可殹(也)。

    某亭校长甲、求盗某里人乙、丙捆送男子丁,首级一个,具弩两具、箭二十支。控告说:“丁和这个被斩首的人结伙抢劫,昨日白昼甲率领乙等巡逻到某山,发现丁和遮光被斩首的人,即行逮捕。这些弩箭是丁和被斩首人的。被斩首人用这弩箭射乙,于是用剑取他的首级,因山险不能把他的躯体运出山来。”讯问丁,供称:“是士伍,住在某里。这个首级是某里士伍戊,和丁一起于某时与某里士伍己、庚、辛结伙抢劫某里公士某家,盗钱一万,逃亡。己等前已被捕。丁和戊逃亡,四处漂流,无处寄居。昨日白昼在某山,甲等来捕丁、戊,戊用弩射乙,于是被杀,取了首级。丁、戊都没有其他罪过。”可以只检验伤级而不验躯体。

    一、继续奉行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

    秦朝继续推行秦国一直奉行的、以法家思想为主的治国策略。其思想来源已是战国晚期韩非的思想,而其推行者则是秦始皇与李斯。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先秦法家特别是晋法家法律思想的集大成者。与李斯一同师从于荀子,但其思想已经与荀子相悖。在荀子在世之时,便高举法家的旗帜与其师分道扬镳。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其著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传到秦国后,受到秦王政(即秦始皇)的重视,秦王感慨地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秦国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后非常欣赏,但韩非书生气太浓,念念不忘故国,因而没有得到信任。在李斯、姚贾的陷害之下,下狱经年,被迫自杀。

    韩非集商鞅的“法”治、慎到的“势”治、申不害的“术”治为一体,提出了“法”、“势”、“术”相结合的思想,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董仲舒评价秦始皇“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郭沫若则说,“韩非虽然身死于秦,但他的学说实为秦所采用,李斯、姚贾、秦始皇、秦二世实际上都是他的高足弟子”。                                                                   

    李斯(?——公元前208年),战国末期、秦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年轻时曾作过郡小吏,并曾与韩非一起师从于荀子,后又接受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法家学说,韩非的思想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战国末入秦,初为秦相国吕不韦舍人,后来被秦王政(即秦始皇)任命为长史、客卿。公元前237年,以韩国水工郑国事件,宗室贵族建议逐客,他却上书谏阻,为秦王所采纳。不久,升为廷尉(朝廷的司法官)。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起了较大的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任丞相。反对分封制,主张焚《诗》、《书》,禁私学,实行文化专制,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反对“仁义”,主张严刑,并将商鞅、韩非的“重刑轻罪”思想纳入实践之中,严刑重罚,深督轻罪。早年出于个人嫉妒,曾陷害其同学韩非。秦始皇死后,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及大将军蒙恬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即秦二世。后被赵高陷害而死。

    李斯协助秦始皇实践了法家的政治法律主张,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上又发展了商、韩等法家代表人物思想中的糟粕,把君主专制制度推向极端。其一生的成败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其法律思想和实践活动对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封建法制的发展以及破坏都具有很大影响。

    秦始皇接受战国晚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思想,并在新的形势下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思想。他不仅被视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而且也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实践者。

    秦始皇、李斯都主张人主独尊,强调提高君主的法律地位,实行君主专制;主张实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强调“法令由一统”,以法律手段治理国家,建立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法律制度,实行重刑主义。

    作为战国后期、秦帝国著名的政治家,秦始皇是君,李斯是臣,其法律思想多是秦始皇提出,李斯加以阐述;秦始皇再予肯定,然后发布诏令付诸实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法家思想变成集权政治的现实。

    二、立法活动

    从总体上看,秦朝的法律是与战国时期秦国法律一脉相承的。秦朝立法的目标,就是将秦律推向统一后的全国,以秦律来统一六国的法律。秦朝建立后,其大的立法活动有两次:一是秦始皇时期,一是秦二世时期。

   (一)秦始皇时期的立法活动

    尊君尚法,是法家一贯的主张。总结历史经验,秦始皇非常赞同法家的这一精神,认识到君主权力的大小与地位的稳固程度直接关系国家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必须加强、提高自己在法律上的地位。

    因此,一方面,秦始皇强调以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将秦律推向全国,以统一六国的法律和习惯。另一方面,在李斯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的立法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1.更名号,称皇帝

    初并天下后,秦始皇就召集李斯等群臣授意更改名号。决定采用“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还规定“后世以计数”,使其统治传之其子孙“二世三世至万世”。从此以后,历代王朝的封建君主均沿用“皇帝”这个尊号。

    2.改“命”为“制”、“令”为“诏”

    秦始皇接受李斯等提出的改皇帝之“命”为“制”、“令”为“诏”的建议。因为,当时“命”、“令”不仅国君可以发布,而且王公大臣、地方长官也可以发布。所以,改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后,区别了皇帝和其他官员的“命”“令”,发布“制”、“诏”称谓皇帝的专有权,提高了皇帝命、令的法律地位。从此以后,“制”、“诏”便成为历代封建皇帝指挥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的法律形式。                                                                  3.建立避讳制度

    为了显示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规定:臣民在言谈话语、上书及记事中不得直接称呼秦始皇及其祖先的名字部文书、法律等行文必须涉及皇帝名字的地方,以异音同义字代替;为避秦始皇赢政嫌名讳,改“政”、“正”二字为“端”,此后称“正月”为“端月”。                                    

    4.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并加强监督、控制

    在中央,沿袭战国以来的将相制度,秦始皇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三公”、“九卿”的官僚机构。“三公”即:太尉,最高武官,掌全国军政;丞相,最高文官,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掌监察百官、诏令及群臣奏章。“九卿”即“三公”之下的中央各行政机关的总称,包括:奉常、郎中令、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分别掌管宗庙、侍卫、车马、司法、礼宾、亲属、财政及官营手工业等。在地方,将全国分为36郡。郡设郡守为一郡之长,下设郡尉、监御史,分别掌管军政、监察。郡下设县。县设县令、县丞(县令之副),其下有吏、令史。依照秦法律的规定:全国官吏均由皇帝任免;提高监察御史的地位,加强对百官的监察和控制。这样,保证了中央、地方官员对皇帝的效忠。秦所确立的这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被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继承、发展。                      

    正如史家所评价的,秦始皇“事皆决于法”;秦刻石中,也将此作为秦始皇的“功德”颂扬。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产得宜,皆有法式”。琅琊刻石:“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其目的就是,要以封建法制来保障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尊卑贵贱,不逾行次”的等级秩序和“职臣尊分,各知所行”的官僚秩序。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封建皇帝,秦始皇是将法家精神与封建的集权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践者,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象征。法家精神与集权政治的精髓就是“事皆决于上”、“事皆决于法”。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继承了秦始皇的衣钵,发展了集权政治。                                                                                                                                                        

   (二)秦二世时期的立法活动

    秦二世时期,在立法上并无大的成就,仅“更为法律”,将李斯“重刑主义”的思想发展到极端,使秦朝的刑罚更加严酷,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三)出土秦简概述

    1.睡虎地秦简概述                                                               

    1975年12月,一项重大考古发掘,震动了中国法制史学界乃至西方的汉学界: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11号墓中,首次发现秦简。

该墓是个小型的木椁墓,随葬有青铜器、漆器、陶器等70余件。秦简原藏于棺内,遍布人骨架头部、腹部、足部周围,保存基本完好。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用细绳分上、中、下三道编连成册。出土时,编缀的绳子已朽没,次序散乱。出土后,经科学保护、整理拼缀,共得简1155支(另有残片80片)。简文系多人以墨书秦隶而成,字迹清晰,有的写于战国晚期,有的写于秦始皇时期。因此这批秦简所反映的时代是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编纂,其内容共分为10种,即:《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甲、乙种)。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和《日书》(乙种)四种,为简上原来有书题;其余各书题,均是整理小组拟定的。

    《编年记》简共有53支,发现于墓主人的头下;其逐年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间的大事,同时记载了一个名叫“喜”者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点类似后世的年谱。从简文及墓中人骨架鉴定推断,曾任狱吏的“喜”,很可能就是墓主人。可以说,《编年记》是继西晋太康年间(3世纪)《竹书纪年》之后出土的又一部战国编年史,其所记载的史实,很多可与《史记》等文献相印证,有些记载比《史记》的记载更详细,甚至是传世文献中所没有的。

    《语书》简共有14支,发现于墓主人的腹下部,在其右手下面。其中,前8支简是秦王政(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南郡守腾颁发给其所属县、道啬夫的文告,后6支简是南郡守腾命其所属各县书曹对吏实行考绩,可能是文告的附件。南郡是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在原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一带所设立的。从简文的内容可知,秦在南郡已经统治了半个世纪,但当地的楚民“各有乡俗”,并不遵守秦法,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复杂和激烈,是一篇极其珍贵的法律史料。

    秦的法律文书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以及《法律答问》、《封诊式》。

    《秦律十八种》简共有201支,发现于墓主人躯体右侧, 。每条,, , , , , 律文的末尾都记有律名或律名的简称,具体如下:《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军爵律》、《置吏律》、《效》、《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但是,其中每一种大约都不是该律的全文,估计抄写人只是按其需要摘录了18种秦律的一部分。

    《效律》简共有60支,发现于墓主人的腹下,是一篇首尾完具的律文,详细规定了检验物资帐目以及统一度量衡的一系列制度。

    《秦律杂抄》简共有41支,发现于墓主人的腹下。简文各条,有的上面有律名,有的上面没有律名,其内容十分庞杂,且大多与军事有关,很可能也是根据需要从秦律中摘录的一部分律文。其上的律名有11种:《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律》、《牛羊课》、《傅律》、《敦表律》、《捕盗律》、《戍律》。与《秦律十八种》相比较,没有重复。

    以上的《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三种同属一类,因而有学者将之定名为《秦律二十九种》。

    《法律答问》共有简210支,发现于墓主人颈部右侧,系采用问答的形式对秦律的主体部分即刑法的若干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做出明确的解释,共有187条。简文所引用的秦刑律原文的某些条文的形成年代较早,有的形成于秦称王以前,可能是秦孝公时期商鞅所制定的。

    《封诊式》简共有98支,发现于墓主人头部右侧。简文共分为25节,每节第一支简的简首写有小标题。本篇是对官吏审理案件的要求以及对案件进行调查、检验、审讯等程序的文书程式,其中包括了各类案件,以供有关官吏学习,并在处理案件时参照执行。最珍贵的是,其中有历史上最早的关于刑事侦查和法医检验的记载。这比南宋宋慈编撰的法医学专著《洗冤录》要早1500年,堪称世界刑事侦查和法医学著作之最。

    《为吏之道》简共有51支,发现于墓主人的腹下。简文分上下五栏书写,是一篇私人杂记。有的内容类似后世封建国家的“官箴”,宣扬官场的治身格言和处世哲学;有的内容类似供学习做官的人使用的识字课本,只是有些地方文意不连贯;有的内容类似《荀子·成相》,以通俗的韵文宣传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 篇末附抄了魏安##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颁布的《户律》和《奔命律》各一条。

    《日书》甲种有简166支,乙种有简260支,分别发现于墓主人头部右侧和足下,内容基本相同,都是关于预测吉凶的迷信习俗及月名。其中,甲种《日书》的背面的“盗者”一节载有十二生肖,这是关于十二生肖的最早记载。

    睡虎地秦简的释文(《日书》甲、乙种除外),最早发表在1976年《文物》第6、7、8期上。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线装大字本《睡虎地秦墓竹简》;1978年,又出版了平装本《睡虎地秦墓竹简》;1990年,包括全部10种简的照片、释文及注释的精装本《睡虎地秦墓竹简》,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云梦秦简的出土,在国外汉学界引起了震动。首先做出强烈反映的是日本学者。早在1976年,有关秦简的情况,就在日本学界得以介绍;1977年,又在日本出现了研究秦简的论文; 日本学者大庭修先生还提出了“木简学”的概念,并倡议成立“木简研究会”。 在欧洲,1977年,Michael  Loewe发表了有关秦简的论文;1978年,荷兰汉学家何四维(A.F.P.Hulsewe)先生也撰写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1985年又出版了秦律的英译及注释本。

    2.龙岗秦简概述                                                                 

    龙岗6号秦墓,位于云梦县城关东南郊、汉丹铁路西侧的秦汉墓地群之中,与位于城关西北郊的睡虎地墓地遥相对应,北距“楚王城遗址”(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垣约450米,西南与珍珠坡墓地相邻。据其发掘简报,龙岗地区原为楚人生活过的地方,后来才沦为墓地。从其墓的形制以及随葬品的种类、数量来看,该墓地墓主的身份均较低,约当庶人,可能多属秦人。总体上要比睡虎地秦汉墓墓主的身份低一点。

    1989年10至12月,为配合当地的工程建设,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了9座秦汉墓葬。其中,M6墓出土了一批简牍。

    M6墓是一座小形的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其规模在这批墓中算是中等大小,墓坑口大底小,四壁较光滑平整,未发现明显的挖坑工具痕迹。葬具为一椁一墓,保存较好。出土时,棺内积有淤泥(约占棺之一半),有一具用竹席(朽甚)包裹的人骨架,侧身,头北面西,不见其下肢骨,似为男性。其随葬品,按质地而论是最全的,有陶器、漆木竹器、竹简、木牍等。其中,竹简约有150枚,木牍1件。

    竹简出自棺内的足档处,因棺内极有淤泥,发掘时将整个棺底板运返室内,经细心清理,才把竹简从淤泥中分剥出来。竹简保存较差,多残断散乱,原来编联的次序已无法弄清。根据保存完整的简,简长28厘米,宽0.5至0.7厘米,厚0.1厘米。简长约为秦制一尺二寸。

    关于竹简原本的形制,原整理者推测,这批竹简“原为一册”,下葬时卷置于棺内。而再整理者认为,“根据所绘棺内竹简分布图,出土编号144号以上的简与143号以下的简明显地分在两处,因此,原来究竟是一册还是两册,似乎不好肯定”。 这个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简上有上、中、下三道编纶,上、下编的编绳各自在距简头、简尾一厘米许处,编绳疑为丝质,简侧有契口以固定编绳。再整理者“根据中编绳处上下两字之间多留有较大的空隙来判断,这批竹简可能是先编联成册而后书写的。原整理者看到有的编绳压在简文上,便据此推断‘竹简系先写文字,后结编纶’,是不对的。出现编绳压住简文的情形,是由于编绳系得不紧(或原来系紧,后来又松了),竹简滑动而造成的。而且这批简数量不少,简背又没有写编号,先书写后编联,无疑会带来许多麻烦,因此通常不会这种办法”。

    简文墨书秦隶,书于简的篾黄一面上,篾青一面曾加修治,但未写字。整简可达24字。由于保存的问题,一般而言,简上半部字迹大多较清楚,下半部则残损严重,多漫漶甚或朽穿而无法辨认。其书写风格比较统一,字的笔画一律由左向右倾斜,字形较长大,结构布局甚有章法,笔道劲快,是很成熟的秦代隶书,但不少写法颇具草意,应当系一人所书写。

    1990年初,龙岗6号墓地出土秦简的消息即被报导。很快,其发掘简报就附录了数量有限的部分图版(图版四)及其释文;与此同时,其发掘者和整理者又专门撰写了有关龙岗秦简的综述,将全部简文分为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其他五类,披露了有关简文的释文。1994年,在正式发掘报告中,发表其全部简文照片、释文及其考释。

    199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刘信芳、梁柱编著《云梦龙岗秦简》,在原报道的基础上,吸收有关讨论的成果,订正失误,公布图版及其释文,并增加简文的摹本和检索。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这是对龙岗秦简进行“再整理”的最终成果,包括6号秦墓与出土简牍概述、照片、摹本及其释文、注释、校证,并附录相关问题争论的论文。以上二书,后者晚出转精,较前者为善。

    关于龙岗秦简的时代,原整理者认为,“主要法律条文行用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其时代比睡虎地秦简稍晚。再整理者认为,由于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似乎不好将龙岗律文的上限定死,但是将其下限定在秦二世三年大致是正确的。综合这两种意见,龙岗律文成文年代,当在公元前207年以前,可能施行于战国晚期的秦国和整个秦朝。总体上看,比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律稍晚一些。

    关于M6号墓的墓葬年代,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原整理者提出,其墓葬的年代比律文颁布的年代为晚,初步定在秦代(或秦末)。而再整理者则认为,应从木牍所载日期“九月丙申”入手讨论,在五种相适合的年代中,可能是秦二世二年或汉高祖三年,而且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可以断定,龙岗六号墓的年代应为秦二世二年九月后至汉三年九月后,是一座秦汉之交的墓葬。

    比较两说,原发掘者和整理者所提出的墓葬年代在秦末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因为这是从整个墓地包括其墓的形制、陶器形制的特点等方面所进行的综合判断,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如此,则木牍所载“九月丙申”,应是秦始皇三十七年或秦二世二年,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这是“辟死”由城旦刑徒免为庶人的时间,不是其死亡的时间。从律文成文的下限推测,其死亡的时间可能是在秦二世三年,并在该年下葬。

    关于龙岗秦简的性质,可以确定为秦代法律文书的抄本。但是,可能由于严重残损的缘故,现存竹简上未发现一个律名。原整理者曾将其内容分为五大类,试拟篇题为《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其他》。而再整理者认为,其中心只有一个即“禁苑”,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者,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者,三是可能与禁苑事务相关者。不过,秦律是否有“禁苑律”之律名,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尚不得而知,当存疑待考。

    关于墓主的身份与这批竹简的来历,原整理者认为,该墓主应该是懂法律并有法律条文收执权的人,受刑前为具有一定身份的士,受刑后担任了守卫禁苑的职务。而再整理者则据龙岗秦简的内容推测,这批竹简的主人,即六号墓的墓主大概是一位与管理禁苑有关的官吏,可能常常要同与禁苑有关的法律打交道,所以才抄录、汇辑了这些与禁苑有关的法律。较大的可能是,墓主应当就是牍文中所说的辟死,他大概原本就是一位从事司法事务的小吏,后来被治罪判刑,成为刑徒,在云梦禁苑服役做城旦。再后来他可能又在从事云梦禁苑的管理工作,墓中写有法律令文的竹简,正是他日常所用之物。刘钊认为,“辟死”就是墓主,木牍所述案件即其亲身经历。墓中所出法律方面的竹简即墓主平时所用,但是由此即断定墓主就是管理禁苑、驰道、田祖事务的官吏似嫌证据不足。因为当时所有官吏平时都要熟悉法律,许多律文就是他们的当官“手册”,需要随时参照,所以在墓中出现这些法律文书非常正常。

    3.里耶秦简概述                                                                 

    里耶战国——秦古城遗址,位于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学校之下,沅水主要支流酉水岸边,东南距自治州首府吉首124公里。

    1996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文物调查时发现。2002年4月,因修建省重点工程碗米坡水电站,而对其淹没区内的古城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2002年6月初,在该古城遗址一号井(始建于战国末年,废弃于秦末)中,出土了约2万枚秦简。起初,发掘者推测,“这是当时官府留下的档案文书,记录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迁陵县发生的事情”。

    后来,据其发掘简报,可知这批秦简共计约有36000余支。这批简牍是当时的官署档案,其“埋藏应是秦末动乱之时,政务不修,以致随意弃置于水井之中”。均为墨书,木质,形式多样,最多见的长度为23厘米,宽度不一,由其内容多少决定。一般一简一事,构成一完整公文。两道编绳或无编绳,系书写后再编联。

    里耶秦简,属于秦时县一级政府的部分档案,其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综合考古发掘中其他资料的时代特征,及简文中的纪年,这批简牍当是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时的遗物。

    2003年初,其发掘者已将极小部分简牍的图版、释文以及注释,分别公布在《文物》2003年第1期和《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目前,里耶秦简正在整理过程之中。所公布的只是其中极少部分。但是,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有关“隶臣妾”的所有简文,或许仍有待于其全部简牍的公布。不过,从已公布的简牍来看,这36000余支简,系官府档案,其格式较单一,内容重复的也比较多。因此,需待其全部公布之后,才能充分利用这批资料。

    第二节   法律形式

    引例

    “夺首”案                                                               

    此案大约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后被编入《封诊式》以供官吏学习,流传至秦朝:

    夺首 军戏某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及斩首一,男子丁与偕。甲告曰:“甲,尉某私吏,与战刑(邢)丘城。今日见丙戏旞,直以剑伐痍丁,夺此首,而捕来诣。”诊首,已诊丁,亦诊其痍状。

    某里士伍甲捆送男子丙,及首级一个,来到县府,男子丁同来。甲控告说:“甲是尉某的私吏,参加攻打邢丘城的战斗,今天在军戏驻地的道路上看见丙故意用剑砍伤丁,抢夺这个首级,于是将丙捕获送到。”县令派人检验首级,随即验视丁,并检验丁受伤的情况。

    从传世文献记载及《睡虎地秦墓竹简》来看,秦的法律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有以下8种:

    1.律

    自商鞅“改法为律”后,律成为秦法律的基本形式。睡虎地秦简所见律名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工律》、《均工》、《徭律》、《司空》、《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内史杂》、《尉杂》、《属邦》、《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傅律》、《敦表律》、《戌律》、《捕盗律》、《赀律》。

    另外,在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末尾,附抄了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的魏《户律》和《奔命律》各一条。可见,商鞅“改法为律”后仅百年,其成果已经传入邻国。汉承秦制,“律” 成为二千年封建法典的基本形式。

    2.法律解释                                                                     

    睡虎地秦简中所存的187条《法律答问》,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由官方做出的法律解释。它是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律的刑法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做出明确的解释,和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种法律形式为以后历朝所承袭。如,汉代有《律说》,晋有《律注》,唐有《疏议》。

    3.令(制、诏)                                                                 

    君主或政府某一部门所发布的命令。在睡虎地秦简《语书》中有《田令》,还可见到“法律”、“律令”并称,由此可推测令与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另外,《法律答问》有关于“犯令”与“废令”的解释:

    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也。

    即:“令”规定不许做的事,如果做了,就是“犯令”;“令”规定必须做的事,如果不做,就是“废令”。

    秦令也见于传世文献之中。如,《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卒定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首同赏”。此外,商鞅还制定了《分户令》与《垦草令》等。

    秦统一天下后,改皇帝之“命”为“制”、“令”为“诏”,提高了皇帝命令的法律地位。

    4.廷行事

    “廷行事”一语在《法律答问》中共出现了9处。整理小组解释说:

    廷行事,法廷成例。《汉书·翟方进传》:“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注引刘敞云:“汉时人言‘行事’、‘成事’,皆已行、已成事也。”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十二《行事》:“行事者,言已行之事,旧例成法也。汉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汉律常称为“故事”。

    可知,廷行事即司法机关办案的成例,在审判中援引是为了弥补法律之不足。

    5.程                                                                          

    睡虎地秦简有《工人程》,是关于官营手工业劳动者生产定额的法规。《商君书·定分》:“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荀子·致仕》:“程者,物之准也。”注:“程者,度量之总名也。”可引申为法,《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语:“程者,权衡杖尺斗斛之平法也”,师古注:“程,法式也”。后世不见有这种法律形式。

    6.式                                                                          

    睡虎地秦简有《封诊式》。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式”,其内容是关于官吏案件的要求以及对案件进行调查、勘验和审讯的具体规定。《说文》:“式,法也。”战国时期,往往“程”、“式”连用,《商君书·定分》:“主法令之有吏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是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  

    后世沿袭了这种法律形式,如:北朝时,西魏有《大统式》;隋唐时期,“式”也成为主要的法律形式。但其内容与性质均有变化。

    7.课                                                                          

    秦简有《牛羊课》1条,其云:

    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

    其意即:成年母牛10头,其中6头不生小牛,罚啬夫、佐各一盾;母羊10头,其中四头不生小羊,罚啬夫、佐各一盾。

    这是关于考核畜养牛羊官吏的法规。“课”,《说文》:“试也”,即考查、考核之意。此处用作名词,是秦的法律形式之一。

    后世的法律形式“科”,或许就是渊源于“课”。《释名·释典艺》:“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

    8.地方性行政法规                                                              

    睡虎地秦简有《语书》。“语”,《国语·鲁语》注:“教戒之也。”“语书”,即是教戒性的公告。

    《语书》是公元前227年,秦之南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县、道啬夫”的行政法规。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着重讲述南郡的政治情况与发布《语书》的目的,第二部分讲的是划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以及惩治“恶吏”的办法。从其内容来看,颁布《语书》目的是为了是秦国中央的法律令能更好地得到贯彻执行。因此,郡守腾不止一次地将法律令整理公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遵守法律令,否则就要“致以律,论及令丞”。

    《语书》的颁布及其内容说明,在秦国法律令允许的范围内,地方政权可以因地制宜地颁行地方性行政法规。但是,秦国的地方性行政法规是否都称之为《语书》,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节  秦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引例:

    “士五(伍)甲盗”连环案                                                 

    此案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后被编入《法律答问》,流传至秦朝:

    士五(伍)甲盗,以得时直(值)臧(赃),臧(赃)直(值)百一十,吏弗直(值),狱鞫乃直(值)臧(赃),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黥甲为城旦,问甲及吏可(何)论?甲当耐为隶臣,吏为失刑罪。甲有罪,吏智(知)而端重若轻之,论可(何)殹(也)?为不直。

    士伍甲盗窃,如在捕获时估其赃物价值,所值应为一百一十钱,但吏当时没有估价,到审讯时才估,赃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因而把甲黥为城旦,问甲和吏如何论处?甲应耐为隶臣,吏以失刑论罪。

    一、沿袭“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精神

    秦律自李悝的《法经》中继承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法律的精髓。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所保存的刑律部分,大体上与《法经》的体例和精神相符和。“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秦刑律的首要任务,就是严惩对封建政权危害最大的“盗”、“贼”犯罪。另外,在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中,还保存有《捕盗律》2条,由此可知,秦律中确有关于捕盗的专门规定。

    在现存187条《法律答问》中,关于“盗”、“贼”者达50余条,而且往往处以重刑,例如:“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这反映了秦律重惩“盗”、“贼”的基本倾向。汉代人评议秦法“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的说法,或许并不为过。另外,《法律答问》中曾3次出现“群盗”一词,《封诊式》中有“群盗”1例;在《封诊式》的25个治狱成例中,属于“盗”者有1例,属于“贼”者有6 例。这表明,从实质上看,秦律与《法经》是一脉相承的。

    二、商鞅制定秦律的发展

    自商鞅变法后至战国晚期,秦律有了很大发展。其内容相当庞杂,用现代术语来讲,已初步具备了刑事、民事、诉讼、行政、经济和军事立法等方面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法经》的“盗”、“贼”的范围。秦朝建立后,继续沿用战国时期的秦律。具体说,秦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严厉制裁“渎职”罪,加强对官吏的治理                                      

    官吏是执行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一个国家的吏治如何,直接影响到其统治效能。因此,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封建官僚制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吏治。为了加强对官吏的治理,秦律严惩官吏“渎职”罪。

    1.“渎职”罪的构成及其具体罪名

    在秦律中,凡是官吏在履行职务时玩忽职守,或徇私枉法,就构成“渎职”罪。从秦简来看,秦律“渎职”罪有以下具体的罪名。

    ①“不胜任”罪                                                                 

    即不称职罪。《语书》规定,官吏对所辖区域内的犯罪活动不能及时发现、查明者,以“不胜任”论罪。

    ②“不廉”罪                                                                   

    “不廉”即不正直。《语书》规定,知道某人有犯罪行为而不敢论处者,以“不廉”论罪。

    ③“纵囚”罪                                                                   

    《法律答问》:“当论而端弗论,及偒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即,应该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以及减轻案情,故意使犯人沟不上判罪标准的,判其无罪,这就是“纵囚”罪。

    ④“不直”罪                                                                   

    《法律答问》:“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之‘不直’”。即,罪应重判但却故意轻判,应轻判但却故意重判,这就是“不直”罪。

    ⑤“失刑”罪                                                                   

    即,司法官吏由于过失而量刑不当,以“失刑”罪论处。

    ⑥“犯令”、“废令”罪                                                           

    《法律答问》:“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 ‘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也”。其主体是官吏,而并非一般的主体。据《法律答问》解释,所谓“犯令”即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秦律中专门有“犯令律”;所谓“废令”,就是不履行法律规定必须要做的事。秦律中有大量的针对官吏的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这些规范中大多数没有具体的罪名,而是以“犯令”、“废令”罪统论。官吏若违犯了禁止性的规范,则以“犯令”罪论处;官吏若违犯了命令性规范的,则以“废令”罪论处。

    2.“渎职”所适用的原则

    在秦律中,除了一般性的刑法原则之外,还有两个专门适用于处罚“渎职”罪的原则。

    ①责任惩罚制原则                                                            

    “同官而各有主也,各坐其所主”。 即,在同一官府任职的官吏,分别承担其所主管方面的罪责。惩罚的基础是官吏本人所应负的责任。无责任不惩罚。因此,《效律》规定,如果某官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但仍没有防止其下属过失的发生,则该官对其下属的过失不承担责任。

    之所以对“渎职”罪适用这一原则,是因为秦国实行官吏责任制度。商鞅变法后,封建官僚制取代了世卿世禄制。这反映在法律上即表现为用法律的形式将各级、各部门官吏的职权和职责固定下来,要求官吏各行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建立了官吏考核制,定期检查官吏所管辖的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根据官吏任职期间的政绩,决定对其奖惩和升降。如果官吏在履行职务时有越权的行为,就以“渎职”罪论处。由此可见,“渎职”罪所涉及的范围与官吏的职权、职责范围是一致的。这是秦律有关“渎职”罪的规定的特点。

    ②“追诉时效”原则                                                           

    即:官吏被免职或调任后,若其在职期间犯有“渎职”罪或应对其下属犯罪承担责任,则该官吏不能因被免职或已调任而逃脱法律制裁。 简言之,对官吏“渎职”罪追诉的期限不受其在职(犯罪时所居之职)与否限制,只要他活着,就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然,秦律其他的刑罚适用原则,如:区分故意和过失原则、区分共犯与非共犯原则、连坐原则、诬告反坐原则等等,也同样适用于“渎职”罪。

    3.处罚“渎职”罪的刑罚

    秦律依据上述原则,严厉制裁犯“渎职”罪的官吏,其所使用的刑罚见于秦简者有:

    ①徒刑:城旦,6年;隶臣,4年;侯,1年;

    ②迁刑,即放逐刑。

    ③耐刑。

    ④“治”,《汉书·曹参传》:“治,即笞耳。”

    ⑤“赏”,同偿,即赔偿。

    ⑥赀刑,《说文解字》:“赀,小罚以财自赎也。”即有罪而被罚令缴纳财物。秦律中,赀刑法所针对的财物范围较广,包括“赀甲”、“赀盾”和“赀戌”。

    ⑦“灋”,同废,黜废、罢官,永不叙用。

    ⑧誶,《说文解字》:“责认也。”即斥责,训诫。

    在睡虎地秦简中,有许多的律条涉及到官吏“渎职”罪。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官吏犯“渎职”罪的现象比较普遍,二是秦统治者对官吏的“渎职”罪非常重视。

    秦统治者如此重视“渎职”罪,加强对官吏的治理,这是以法家思想为其立法指导原则的结果。法家历来都比较重视对官吏的治理。如,商鞅总结历史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韩非则从其“人皆挟自为心” 的人性论出发,把君臣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上下一日百战” 的关系,而臣则是君与民之关系的中间环节,是君主治民的重要工具,其地位和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 法家要求“尊君而卑臣”, 这就必须对危害君权的大臣“绳之以法”。在这样的前提下,商鞅明确提出:“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韩非也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

    秦统治者就是以法治吏,并通过治吏而治民的。秦律要求官吏首先必须懂法、熟悉法律,并以此作为划分“良吏”和“恶吏”的标准。秦律除刑律中的一部分外,大都是针对官吏制定的。

  (二)在经济领域内广泛立法,以法律手段推行“富国”政策

    为了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获胜,统一天下,自商鞅变法后开始实行法家“富国强兵”的政策,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领域内广泛立法。

    秦律有关农业方面的规定主要见于《田律》和《仓律》等。其中突出地体现了重农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田律》规定,要及时报告降雨后农田受益的面积和农作物遭受风、虫、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也要及时上报庄稼秀穗的情况和开垦耕地的面积;《仓律》规定,每年庄稼成熟后收获,要将产量和入仓的数目上报内史,甚至对种子的保管和每亩地应下种的数量也有详细规定。

    秦律关于手工业管理方面的法规,见于《工律》、《工人程》、《均工》和《秦律杂抄》。秦国专门设有管理手工业的机构,负责管理采矿和手工业作坊。秦统治者十分注意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来提高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尤其是实行标准化生产。如,《工律》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同时,实行生产岗位责任制,称为“物勒工名”,即在产品上刻上生产者和主管人员的名字,以便于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查。此外,还广泛地实行评比考核制度,凡是不符合规定者,不仅生产者要受到处罚,而且管理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秦国对商业也是比较重视的,注重用法律的手段对商业加以调整,进行规范管理。这些法规多见于《金布律》、《效律》、《工律》、《关市》、《内史杂》中。其中,有关货币流通、市场交易、税收以及度量衡的标准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三)加强军事立法,以法治军“强兵”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分。依靠武力起家的秦国一向都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为此,秦统治者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军事立法,制定一系列有关军队建设、军事行政的法律规范。

    在睡虎地秦简中,有许多法律规范属于军事法规或其中包含有军事法规。如:《军爵律》、《置吏律》、《效律》、《藏律》、《除吏律》、《敦表律》、《戌律》和《秦律杂抄》,等等。其内容更加广泛,从过去较多的约束作战人员扩展到也适用于一般官吏和平民。其的范围也更加宽广,举凡征兵、任免军官、建国治军、战场纪律和后勤供给等方面均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例如,《傅律》规定了成年男子“傅籍”(即户口登记)以应军役的年龄。《除吏律》是关于任免军事官吏的法规,规定:必须依法来任免军队中的士吏、发弩啬夫,否则主管县尉要受罚或被免职;还规定:军队中的弩机射手及战马、战车手都要依照法定标准训练,并进行考核,如考核不合格,本人及主管人员要依法处罚。《置吏律》规定,地方主管军事的官吏,须正式任命后才能到职视事,否则“以律论之”。《藏律》、《效律》、《工律》等规定,管理人员要对储藏的军用物资的质量负责,要定期检查,如果出现差错,有关人员轻则处罚,重则撤职,永不叙用;对武器装备的储藏和发放、归还,也有一套具体的规定,如:官有武器装备上均要刻上标记,否则主管者要受处罚;发放、归还武器时,要登记注册,如有误差,要依法赔偿;要保障军粮的供给,冒领、买卖军粮均是严重的犯罪。

    此外,以军功授爵,是商鞅为鼓舞军队的士气,进而提高战斗力而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变法措施。为此,秦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规范,以保障军功授爵的顺利实施。在秦简中有《军爵律》,是关于军功爵的法规;还有《中劳律》,是关于从军劳绩的法规。从秦律的规定来看,所谓“军功”,就是指在战争中斩敌首的多少以及从军时间的长短。在《封诊式》中有一个“夺首”的成例,讲的就是几个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参加过“攻邢丘”战役的士伍之间,争夺所斩敌首之事。另有一个成例,说的也是参加“攻邢丘”战役的一个士伍和一个公士,为争夺一个敌人的首级而打官司之事。其原因就在于,秦是根据斩敌人首级的多少来决定所赐爵位的高低的。秦律明确规定,以军功获得爵位者可以享有许多的权益,如:可以用爵位来赎本人或其亲属的官奴隶身份,有爵位者在刑事审判及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享有特权。正因如此,这些规定对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商鞅认为,若以军功授官、爵,则战争必胜。

    秦律赏罚分明,用重赏来鼓动士兵在战争中效力而不怕死,用严刑惩罚那些在战争中怕死者。如,规定:对于那些动摇军心,或临战脱逃者,要严厉惩罚,甚至处以死刑;相反,能振作士气的,则酌情给予奖赏。

    秦国用法律形式将兵役、军官的任免、军队的训练与考核、武器装备的供应与管理、军功授爵等固定下来,使其制度化、法律化。这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重战”政策的具体体现。

    正因如此,战国末期,秦军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劲旅。仅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统计,秦除了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和少数民族作战以外,同六国共作战65次(其中,同魏国16次,同楚国14次,同赵国13次,同韩国12次,同齐国4次,同燕国2次,同六国或五国联军作战4次),获得全胜的就达58次,未获全胜的或互有胜负的仅5次,败北的仅4次。

    秦在军事上取得的如此辉煌的战绩,以致最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是同其在军事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法制建设分不开的。

    (四)刑罚体系庞大,种类繁多,徒刑已发展为独立的刑种

    据研究,秦律中大体有以下12种刑罚:

    1.死刑。具体有:戮,弃市,磔,定杀,等等。

    2.肉刑。有:黥,劓,刖,宫,等等。

    3.徒刑。有: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侯。

    4.笞刑。即荆扑,包括:“笞十”、“笞五十”、“笞百”、“熟笞之”。

    5.髡、耐刑。耻辱刑。髡,剔发;耐,仅去鬓鬚。与之相应的,还有完,实即不加肉刑和髡剔。严格说并非刑罚。但是,自段玉裁开始将之与“耐”混淆,又经沈家本、程树德发扬光大,几成通说。吴荣曾、王森、徐世虹曾专文辨析通说,均言之成理。

    6.迁刑。即放逐、贬谪。

    7.赀刑。《说文》:“小罚以财自赎也。”有:赀甲、赀盾、赀戌等形式。

    8.赎刑。《说文》:“赎,贸也。”又:“质也,以财拔罪也。”较赀刑为重。

    9.废。仅针对官吏或有官爵者。即废除、取消其职务或身份。

    10.誶。《说文解字》:“责认也。”即斥责,训诫。

    11.连坐。即本人无罪,因他人犯罪受牵连而入罪。秦自商鞅起就有“连坐法”。

    12.收。即收录,又称籍没。适用于犯罪者的妻子等亲属和奴婢。被收者罚为官奴婢。 

    商周的刑罚,如墨、劓、刖、宫、大辟等,均被秦律沿袭下来;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增加了新的刑种徒刑和赀刑。秦律集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刑罚之大成,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定罪量刑的原则比较完备

    为了准确地适用刑罚,秦律还规定了一系列适用刑罚的原则。概括起来,这些原则包括:

    1.区分犯罪人的身分和地位;2.实行连坐;3.区分共同犯罪与非共同犯罪;4.区分故意和过失,对某些行为还考虑有无犯罪意识;5.区分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6.考虑行为人对待罪行的态度;7.规定刑事犯罪的责任年龄;8.数罪并罚;9.不追究赦前罪;10.适用比、例。

    第四节  秦司法制度的特点

    引例:

    “争牛”案                                                               

    这是一起发生在秦的案件:

    争牛  爰书:某里公士甲、士五(伍)乙诣牛一,黑牝曼##(縻)有角,告曰:“此甲、乙牛殹(也),而亡,各识,共诣来争之。”即令令史某齿牛,牛六岁矣。

    某里公士甲和士伍乙一起带来一头黑色的母牛,系有长套绳,有角,并告诉官府说:“甲乙的牛都丢失了,甲乙都主张这牛是自己的,所以一同带来争讼。”当即命令史某检查牛的牙齿,牛已经六岁。

    一、“事皆决于上”,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

    秦朝的最高司法审判权属于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在皇帝之下,设有廷尉,作为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其职责有二:一是负责皇帝诏令审理的案件,一是审理地方报送的重大案件或疑难案件。重大案件须经皇帝最后裁决,才有法律效力。

    地方司法审判权,由郡守、县令行政长官兼理。郡守、县令对其所管辖的一般案件,可自行裁决。若有疑问或较重大的案件,要移送廷尉。在县之下,乡、亭设有啬夫、三老、游徼、亭长等,负责处理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并协助郡县缉捕罪犯、查封其财产或犯罪现场等。

    二、诉讼程序规范化

    1.起诉

    在秦法律用语中,相当于今天的“起诉”,是用“告”这一术语。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可见有“告子”、“告臣”、“甲告”、“丙告”,这是向官府控告或告发。此外,还有一种“缚诣告”,是官吏或受害人直接将罪犯扭送到官府。

    因此,秦的诉讼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百姓主要是当事人控告罪犯,一种是官吏纠举罪犯。汉以后沿袭。                                                                            

    【封诊式·盗自告】                                                           

    盗自告   □□□爰书:某里公士甲自告曰:“以五月晦与同里士五(伍)丙盗某里士五(伍)丁千钱,毋(无)它坐,来自告,告丙。”即令【令】史某往执丙。  

    【封诊式·告子】                                                             

    告子  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己往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无)它坐罪。”

    【封诊式·□捕】                                                         

    □捕  爰书:男子甲缚诣男子丙,辞曰:“甲故士五(伍),居某里,迺四月中盗牛,去亡以命。丙坐贼人□命。自昼甲见丙阴市庸中,而捕以来自出。甲毋(无)它坐。”                                       

    此外,还有所谓“公室告”与“非公室告”之别。这是根据控告者与被告者间的关系以及其侵害行为的性质来划分的。                                                            

    所谓“公室告”,《法律答问》解释:“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告’。”即杀伤或盗窃他人者,为“公室告”。所谓“非公室告”,《法律答问》解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即家长或主人擅自杀死、刑伤、髡剃其子及奴婢,为“非公室告”。官府对于“公室告”应予受理,而对“非公室告”则不得受理。如仍行控告,告者有罪。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尊卑关系和主奴关系,反映了秦律在诉讼制度上的了的不平等特点。                                

    为了防止乱告,秦律还有所谓“州告”。《法律答问》:“可(何)谓‘州告’?‘州告’者,告罪人,其所告且不审,有(又)以它事告之。勿听,而论其不审。”所谓“州告”,就是控告罪人,所控告的已属不实,又以其他事控告。官府不应受理,而以所告不实论其罪。

    2.受理后的准备工作

    根据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县府在受理案件后,一般要派人前往案发地调查、勘验,搜取证物,询问证人,以便尽量详尽地掌握犯罪现场的情况,并制作“爰书”,将这些证物、证言及相关的情况如实记录下来,以作为庭审的前期准备。案发地的基层组织和官吏以及相关人员,要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并协助完成相关的工作。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的《贼死》、《经死》、《穴盗》、《出子》,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有关刑事勘查、检验的法律文书。从此可知,秦的刑事司法检验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司法检验人员也已掌握了比较丰富的司法勘查和检验技术。例如,对“经死”(自缢)案件,不仅注意区别自杀、他杀,而且还总结出一套鉴别的方法,如:舌不吐出、颈部无血、头部不能从绳套中取出,这些可能是他杀的迹象。另外,总结出一套有关斗殴致使妇女流产案、麻风病案等检验方法。

    在今天看来,这种检验技术或许有不尽科学之处,当却是古代司法检验人员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些技术和知识,被后世所继承并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刑事检验和法医学的滥殇。

    【封诊式·经死】                                                             

    经死  爰书:某里典甲曰:“里人士五(伍)丙经死其室,不智(知)故,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令史某爰书:与牢隶臣某即甲、丙妻、女诊丙。丙死(尸)县其室东内中北廦权,南乡(向),以枲索大如大指,旋通系颈,旋终在项。索上终权,再周结索,余末袤二尺。头上去权二尺,足不傅地二寸,头北(背)傅廦,舌出齐唇吻,下遗矢弱(溺),污两却(脚)。解索,其口鼻气出渭(喟)然。索迹##(椒)郁,不周项二寸。它度毋(无)兵刃木索迹。权大一围,袤三尺,西去堪二尺,堪上可道终索。地坚,不可智(知)人迹。索袤丈。衣络襌襦、##各一,践□。即令甲、女载丙死(尸)诣廷。诊必先谨审视其迹,当独抵死(尸)所,即视索终,终所党有通,乃视舌出不出,头足去终所及地各几可(何),遗矢弱(溺)不殹(也)?乃解索,视口鼻渭(喟)然不殹(也)?及视索迹郁之状。道索终所试脱头;能脱,乃□其衣,尽视其身、头发中及篡。舌不出,口鼻不渭(喟)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死难审殹(也)。节(即)死久,口鼻或不能渭(喟)然者。自杀者必先有故,问其同居,以合(答)其故。

    【封诊式·穴盗】                                                             

    穴盗   爰书:某里士五(伍)乙告曰:“自宵臧(藏)乙复(复)##衣一乙房内中,闭其户,乙独与妻丙晦卧堂上。今旦起启户取衣,人已穴房内,##(彻)内中,##衣不得,不智(知)穴盗者可(何)人、人数,毋(无)它亡殹(也),来告。” ●即令令史某往诊,求其迹。令史某爰书:与乡□□隶臣某即乙、典丁诊乙房内。房内在其大内东,比大内,南乡(向)有户。内后有小堂,内中央有新穴,穴##(彻)内中。穴下齐小堂,上高二尺三寸,下广二尺五寸,上如猪窦状。其所以埱者类旁凿,迹广□寸大半寸。其穴壤在小堂上,直穴播壤,柀(破)入内中。内中及穴中外壤上有##(膝)、手## ,##(膝)、手各六所。外壤秦綦履四所,袤尺二寸。其前稠綦袤四寸,其中央稀者五寸,其##(踵)稠者三寸。其履类故履。内北有垣,垣高七尺,垣北即巷殹(也)。垣北去小堂北唇丈,垣东去内五步,其上有新小坏,坏直中外,类足##之之迹 ,皆不可为广袤。小堂下及垣外地坚,不可。不智(知)盗人数及之所。内中有竹##,##在内东北,东、北去廦各四尺,高一尺。乙曰:“□##衣##中央。” ●讯乙、丙,皆言曰:“乙以乃二月为此衣,五十尺,帛里,丝絮五斤##(装),缪缯五尺缘及殿(纯)。不智(知)盗者可(何)人及蚤(早)莫(暮),毋(无)意殹(也)。” ●讯丁、乙伍人士五(伍)□,曰:“见乙有##复(复)衣,缪缘及殿(纯),新殹(也)。不智(知)其里□可(何)物及亡状。” ●以此直(值)衣贾(价)。

    3.审判程序及审判方法

    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的卷首,有《治狱》和《讯狱》两节。这是对于官吏审, 判案件的原则性规定。在具体的审判中,必须遵守。将其列在《封诊式》卷首的目的,就是考虑到,在学习其后所列各类案例和诉讼程序的文书程式时,要先领会并把握这些通则性的规定,以便于贯通在审判之中。

    由此可知,秦司法机关的审判程序大致是:法, , 官先听取当事人双方的陈述,然后就有矛盾的地方提问;再提取口供,并与, 其他证据核实,判明案情,定罪量刑。

    关于审判方法,主要有两点要求:

    其一,在审讯的过程中,凡是能够根据被告人的口供发现破绽、线索进行追查,而不使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就能够查明案情的,是上策。动用刑讯,获得真实情况的,是下策。如果刑讯逼供,但是又没有达到目的,就是最失败的。

    其二,审讯被告,必须听完其陈述并记录在案;即使发现其说谎,也不能随时反驳;等其陈述完毕后,再发问;然后再听其陈述,以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这样,被告就难以自圆其说,理屈词穷,就会说出真情。

    从《封诊式》所载案例中,已经可以断定:秦律已将诉讼程序规范化、法律化,并要求法官严格遵守,不得有丝毫的偏差。后世被滥用的刑讯逼供,在秦已被纳入法制的轨道,作为评判法官水平高低和判案质量的一个尺度。这是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

    【封诊式·治狱】                                                              

     治狱  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

    【封诊式·讯狱】                                                              

    讯狱  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智(知)其訑,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毋(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有(又)尽听书其解辞,有(又)视其它毋(无)解者以复诘之。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治(笞)讯某。”

    4.“读鞫”与“乞鞫”                                            &, nbsp;             

    审判结束后,要制作判决书,并宣读,这就是“读鞫”。宣判后,如果当事人或其家属, 服罪,就执行判决;如果当事人或其家属喊冤,并请求再审,这就是“乞鞫”。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以乞鞫及为人乞鞫者,狱已断乃听,且未断犹听殹(也)?狱断乃听之。”

    问:已要求重审及为他人要求重审的,是在案件判决以后受理,还是在没有判决前就受理?答:在案件判决以后再受理。

 &nbs, p;  问题与思考                                                                         

    贼死   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署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智(知)可(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令史某爰书:与牢隶臣某即甲诊,男子死(尸)在某室南首,正偃。某头左角刃痏一所,北(背)二所,皆从(纵)头北(背),袤各四寸,相耎,广各一寸,皆中类斧,脑角出()皆血出,柀(被)污头北(背)及地,皆不可为广袤;它完。衣布襌、襦各一。其襦北(背)直痏者,以刃夬(  )二所,(应)痏。襦北(背)及中衽□污血。男子西有秦綦履一两,去男子其一奇六步,一十步;以履履男子,利焉。地坚,不可智(知)贼。男子丁壮,析(皙)色,长七尺一寸,发长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男子死(尸)所到某亭百步,到某里士五(伍)丙田舍二百步。●令甲以布狸(埋)男子某所,侍(待)令。以襦、履诣廷。讯甲亭人及丙,智(知)男子可(何)日死,闻(号)寇者不殹(也)?

    结合此案,评价秦律关于证据、诉讼程序方面的理念与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版。

    3.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4.刘海年、杨一凡:《中国古代法律史知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5.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

    6.刘海年:《秦律刑罚的适用原则》(上下),《法学研究》1983年第1、2期。

参考法规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平装本,1990年精装本。               

    2.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注释】
《睡虎地秦墓竹简》,255~25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汉书•董仲舒传》。
郭沫若:《十批判书》,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3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以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本节参考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63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刘海年、杨一凡:《中国古代法律史知识》,20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参见[日]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441、44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日]大庭修:《木简》,237~239页,东京:学生社,1979,初版。
参见[日]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441、44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其基本情况,凡未注明出处者均依据: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②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综述》,《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8),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④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⑤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
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综述》,《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8),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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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报》;梁柱:《云梦龙岗发现秦代墓葬和秦法律文书》,《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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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刘海年:《秦律刑罚的适用原则》(上下),《法学研究》1983年第1、2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254~25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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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墓竹简》,245~24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睡虎地秦墓竹简》,246~24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以上两段据《睡虎地秦墓竹简》,200~20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睡虎地秦墓竹简》,264~26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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